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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中医药事业的八点建言

                         

 

 

 

 

 

刘光瑞

 

 

 

 

 

 

 

 

 

认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瑰宝的人越来越多了；认识中医药是造福人类的医学精华的人越来越多了；以中医针灸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标志，世界认识中医药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为此，我作为一个中医世家出身的第五代传人，就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的中医药事业，提出八点建言。

一． 必须纠正对中医药长时期的强势偏见，正确认识中医药的科学性、实践性，还中医药应有的与西医药一视同仁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中医药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出现而诞生的，至少有五千年的记载历史；西医药从康熙年间传入中国不过只有350多年的历史。

但是西医药在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地位呢？

中国有多少西医院？中国有多少西医药？中国西医院占有多少地域？中国培养人才的西医学院与中医院相比占多大的比例？中国的医疗投资，西医药与中医药相比占据多大的份额？几个问题的提出就明确告诉世人，西医药在中国占有绝对的、强势的、主宰的统治地位。

因而有站在这个统治地位角度上看问题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公开宣称：中医是伪科学。

怎么会有人这样看待中华文明的瑰宝？怎么会有人这样看待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对此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中医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黄帝内经”为诊断基础；以“本草纲目”为药学基础，建立的包括阴阳、五行、精气神、运气诸学说以及藏象、经络、病因病基、治则治法等理论体系，是不是科学的理论？

中医遵循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是不是科学？中医的望、闻、问、切是不是科学？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内治、外治，包括中药、方剂、针灸、推拿、按摩、气功等有没有科学性？回答应该是无可争辩的肯定。

我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活动期间，公开展示了中医内治、外治方法，中央及上海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就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发行逾百万的《新民晚报》发表评论指出：“有人说，中医中药不科学，依据之一是难以量化。西药的说明书上都写明用药量，比如，成人每日几次服用几克。但成人是多大年龄范围？有没有男女弱强不同，地域不同，人种不同之分？反之，中医治病，望、闻、问、切、一人一方，同样症状却因人而药种不同药量不同。因材施教是教育科学，因人下药是不是中医科学？”我们对此应该深思。

不承认中医药的科学性，忽视或漠视中医药应有的科学合理的地位，这样强势的社会偏见应该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给予强势的纠正。否则，中医药处于的弱势、支流、被主宰的地位无法改变。

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保障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健康是强国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这个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本方向就是“中西医结合”，结合的本质就是要做到中西医平等。

二． 建立中医药发展指导委员会。

中医药发展有一个明确的立足点，即是面向中国13亿人口。由于中医药成本低、地域性强，在我们这个缺医少药的国家，有着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中医药关系全民族的健康，中医药的发展应是国家倡导、主导并主宰的大事。建议中医药发展列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制定发展规划；明确中医药列入国家发改委的发展计划。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中医药发展委员会，执行规划计划，协调政府各部门关系，解决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和各种疑难问题，确定建立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点工程。

三.  加强和加速中医药的理论研究。

不可否认，中医药的理论研究与现代化的发展是脱节的，与西医药的研究相比是落后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应该由国家倡导和推动中医药理论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开展五个方面的研究。

1．应建立中医药真正的临床实验基地，完全按传统理论指导，将中医基础，如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的疾病原理，科学论证；脏与脏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气化原理，科学的模拟再现。

2．应创新中医药，扩大认识观，将中医地理学、中医实验科学、中医人体气化学、中医生态人文学等多类科学，多元化、多方位的研究深入展开；将传统的中医整体观，做阴阳、五行单一的微观症状演变和研究。从人体经脉整体到络脉、孙络的细微中创新理论依据。

3．将植物与人的关系；环境、情志与人的关系；生物多样化与人的关系；信息电子化与人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探索出全新的人体精、气、神解读和理论。

4．在中医预防医学和养生学中，按年龄和时间规律探索出全新的跨时代的养生理论，特别对脑力者和老年善终的生命消长、消落、消失做出科学论证。

5．加强中西医比较科学、渗透科学以及民间医药的研究，开展远程中医药电子数码诊疗系统的应用等课题研究。

四.  加强中医学术交流。

交流的路径建议如下：

1．应建立中医药各类临床及理论学术平台，借助现有的各类协会组织形成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医药危机学术交流和中医药创新理论交流大会的机制。

2．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用中医药学术研究的名义，展开中医药同行之间的擂台赛，让“疗效是硬道理”，在科学的论证中强势地为人服务。

3．每年在中医药不同学科敢于与西医科学、自然科学、电子科学、天文科学等已有的各科学领域做全面对接与学术交流相溶。

4．打造中医药科学大家和诞生具有独特建树的中医药科学家。

5．开展国际间的中医药学术交流。要看清印度的强势草药发展；读懂世界非药物疗法的流行趋势；认识国际正流行整体疗法的发展方向；理解日本、韩国的中医药运用的商业价值；体会德国城乡天人合一的生态人居典范及老人疗养的需求。让多元的政治背景交流更突出中国中医药的学术包容、深度及广度。

五.  加大和加速对中医药的投资力度。

十年前，重庆市卫生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重庆市一个西医医院的国家投资相当于重庆所有中医医院投资总额的两倍。这样的投资比例，恐怕今天依然如故。国家中医医院尚且遭遇困境，我们这些私人中医诊所就更是举步维艰了。

我父亲自1951年创建刘少林堂。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我们父子行医从善，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我们还受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委托，先后为赵紫阳、宋平、张爱萍、迟浩田、孙起孟等领导人及毛主席的女儿李纳诊治，家有张爱萍的题词：“发展神农医学，创新祖国医药”和迟浩田的题词：“祖孙三代名中医，誉满华夏扶伤人”。我父亲和我自上世纪70年代初著书立说，撰写《中国民间医学系列丛书》约300万字。我们独创的“针灸·刘氏刺熨疗法”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在非典期间，我向香港赠送了万支防治药袋。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我几乎每周两次亲临灾区参加救治伤员和捐送药物及防护设备。但是，尽管有如此的声誉和贡献，也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存状况。

我们少林堂诊所，看病和配药的收入都很低微。我们不是商人，不能随行就市，不能物价涨我们也涨。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是唯一的宗旨，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普通百姓。有些困难群众来诊所看病，我们是免费诊治的。这样做的结果，造成我们诊所将近20名员工的收入只能维持在重庆基本工资的低水平线上。而维持这样的水准，主要是靠“打零工”——开发销售纯中药化妆品，获取微薄利润。

出于对中医药和传统文化的痴迷，父亲和我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家民间医药博物馆，收集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一万五千多件药材样本。还在嘉陵江畔办了个匾博物馆，珍藏着子孙五代历年收集的3000多块明清甚至更远年代的匾额。今年我将历代收藏的三万余册古籍善本医书，在重庆创办“国医书院”。为传承中医药事业和中华文化，展现了厚重的历史原貌。

可以想见，我们做这些事情面临着多么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诊所正做的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没有国家的鼎力扶持，怎么能够长久的办下去和办好它。

尽管诊所和博物馆、藏书楼是私人创办的，但是，它属于国家和民族。因此，我希望国家对于我们这样类型的诊所和馆藏文物维护给予资金的扶持。

在推动中医和西医同步发展的条件下，国家应划定西医和中医的投资比例。我认为，中医药的投资比例应不少于全部医药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试想，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投资中医药事业，将使收益群众的覆盖面扩大百分之二百以上。中医药是国家的民族的宝贵财富，确定这样的投资比例保护和发展，应不为过。我同时建议对全国的万家民间中医诊所开展帮扶行动，予以经费补贴，并对百家中医传统贡献诊所予以重奖。

六.  给予中医药发展优惠的政策倾斜。

首先是医保问题，国家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就是为群众解决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医，特别是有特色的私人诊所，是群众欢迎、乐于求诊的医疗机构，为什么要因不是医保就诊单位而把普通百姓拒之门外？纳入医保范围，愿意就诊的普通百姓多了，诊治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了，这是双赢的事，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做好呢？也许有人认为，评定私人诊所的资格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但是，这样的小困难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对于私人诊所来说，它的历史，它的声誉，它的实际诊治效果，都是有数据可以证明的。只要认真拟定一个可操作的客观标准，相信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问题是有没有人想到去做，愿意去做。

其次，是中医私人诊所的级别评定问题。因为在群众的心目中，对国家评定的一、二、三级医院有着不同的信任度和就医的选择。中医私人诊所的评定也是适应广大患者需求的。建议国家考核和评定中医私人诊所的级别。这个政策过去没有，现在应该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尝试，实行新的政策。

再次，是药字号获准的问题，我家五代传承行医百年以上，有很多独家开创的、有专利发明证书的、被证明是具有显著疗效的传统药品，包括太极膏药、天黄眩晕通、足仙乐等获奖产品，这些药品至今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医生是一个点，药是一个面。药的销售会让更多患者受益。但是，我们要申报一个全国营销的药品准字号非常艰难，既有经济上的困难又有精力上的困难。我是一个医生，每天要给病人看病，怎么有可能整天去一个一个部门，一道一道闯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从政策上敞开大门，开辟绿色通道。

我很希望我们这类的有历史积淀、有社会价值、有群众需要的私人中医诊所，国家能够采取“公私合营”的政策，挂靠在国家办的公立医院享受医保、投资、引进医疗器诫设备等同等待遇，独立核算。

七． 加强中医后继人才队伍的培养。

目前大量中医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依靠国家兴办的中医学院。这只是培养人才队伍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在中国民间有着大批的祖传医师，他们都有家传的独门手艺，都有丰富的从医经验，这些医生带徒实际上是培养后继名医的关节点。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京剧，梅、程、荀、尚四大名派都是一对一传授培养高徒，而影响至今的。中医有独特的行医方式，对每一个病人的诊断和下药，都有所不同，不适合于大课堂讲课，在行医时，手把手带徒弟传授经验，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医授徒，是培养后继人才更重要的方式。

我收了很多徒弟，包括中外弟子。他们很多人在社会行医的实践中得到承认。使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徒弟社会承认、患者承认，但是国家不承认。因为他们拿不到国家规定的文凭，因为他们拿不到行医执照。我们期待国家能出台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指导下的考核标准和办法，让承继者参加考核，而取得相应的学历和行医资格。比如，跟师十年以上者，放宽医师准入门槛。

对于民间名中医来说，也存在一个职称评定的问题。这些民间名中医能不能登上大学的讲台，能不能带研究生，博士生？一个歌唱演员可以成为大学的客座教授，一个作家可以成为高等学府的文学院院长，一代名医为什么就不能和他们一样受到同等重视呢？这是需要国家从培养名医角度，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八． 加强对中医药科学性和成果的舆论宣传。

中国现有八千家以上的媒体，这样多家的媒体对医药的宣传，总量不到一个百分点。就在这一个百分点内，决大部分宣传的是西医西药。中国亿万人相信中医中药，舆论阵地应该为中医药留一席之地。关键不是中医中药的报道有技术难度，而是存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正确认识中医药作用的认识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媒体都关注民生问题，开辟了健康版，特别在预防和养生方面发表了很多西医的见解。其实，中医的预防学和养生学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我希望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重视中医，重视中医药的宣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

“刘氏刺熨疗法” 重庆中医少林堂

传承人  刘光瑞

 

2010年11月

 

 

 

 

刘光瑞简介

 

 

    刘光瑞，男，重庆中医少林堂负责人，中医副研究员。他出身于医生世家，酷爱读书。在科研上，荣获国际大奖三项，荣获国内各类奖项28次，其中东方神农药笔获第39届尤里卡金奖、第7届全美新科技技术金奖，中医生物工程系列荣获第9届生物保健大奖。

    他著有中国民间医药系列丛书8册，出版发行受海内外读者好评，曾被评为渝版十大畅销书之一、第五届全国科普图书奖，还被评为重庆市“十大藏书家”、2001年被北京卫生保健基金会评为“优秀卫生工作特别突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甚远，有藏书达五万册以上。

    1996年10月刘光瑞又在全国首创“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将上万件医药文物及数千册古医书、标本、历代史料考证展示，受到国家领导人赞誉，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还专门为此题词鼓励；中央一台、二台、四台也为此作多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