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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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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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办公地点现在已经搬迁至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一号楼824室,

同时为方便大家联系,固定电话已经变更

新号码01058562339

特此通知。

 

 

地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国英园一号楼824室

邮编: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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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图 

  (点击观看大图)

  

 

到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一号楼行驶路线

 

l机场线路1

从首都机场乘坐机场专线,在东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开往西直门方向,在西直门站 C 口出站

1、沿西直门内大街向东直行100米,右拐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2、向南直行50米,绕过 国二招宾馆 沿着中大安胡同向东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l机场线路2

从首都机场内乘坐机场直达西单的大巴,在西单站下车,乘坐出租车到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1号楼

    l附近公交地铁:
    公交官园站:107路,运通106路   

    公交西直门南:387路,44路,800内环,816路,820内环,845路
    地铁车公庄:地铁二号线

    地铁西直门:地铁二号线
    公交车公庄东:107路,118路,701路
    公交车公庄北:209路,375路,39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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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简史

2017年09月01日

 

 

中医发展简史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那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野兽们的攻击时苦无对策。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很多人因为生病时无药可医而死亡。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医学应运而生。这从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医药工具就可以说明。

    石器和砭石。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医学在其产生后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人类不再像远古时期一样,面临着生病之后无药可医的情况。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带来的威胁也是不容小视的。所以为了给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大家需要共同维护好自然环境,从而减少外来的威胁。

    商代(公元前1700-1100)的民众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黄河盆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祖先之一。他们行医的方式非常原始,往往将迷信、传说及治疗经验结合应用。据当时出土的水牛及乌龟甲骨文记载,已有数种疾病的描述和治疗方法,人们更以酒及热水作药物,利用针及青铜刀作手术用具。相传以汤液治病始自此期。商人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天地万物关系密切,大家所处的位置是,天堂在头上,地球在脚下,而人在两者之间 。他们的信念是 "地球是扁平的,并由三块同心方块组合而成",并以这个盖天说法来解释一切自然定律,而人与宇宙之间也因此而建立了很多联系。举例说,人类身体的皮肤被认定与地球的扁平特质相关;而五脏与五行的木、火、水、土和金相关;眼睛及耳朵与天上的太阳及月亮相关等。奠定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基础。

    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宋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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