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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通知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办公地点现在已经搬迁至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一号楼824室,

同时为方便大家联系,固定电话已经变更

新号码01058562339

特此通知。

 

 

地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国英园一号楼824室

邮编:100035

电话:010-58562339

传真:010-58562339

邮箱cngjzj@163.com

网站(点击网址直接链接):

http://www.cngjzj.com/

博客(点击网址直接链接):

http://blog.sina.com.

cn/cngjzj

 

          交通路线图 

  (点击观看大图)

  

 

到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一号楼行驶路线

 

l机场线路1

从首都机场乘坐机场专线,在东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开往西直门方向,在西直门站 C 口出站

1、沿西直门内大街向东直行100米,右拐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2、向南直行50米,绕过 国二招宾馆 沿着中大安胡同向东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l机场线路2

从首都机场内乘坐机场直达西单的大巴,在西单站下车,乘坐出租车到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1号楼

    l附近公交地铁:
    公交官园站:107路,运通106路   

    公交西直门南:387路,44路,800内环,816路,820内环,845路
    地铁车公庄:地铁二号线

    地铁西直门:地铁二号线
    公交车公庄东:107路,118路,701路
    公交车公庄北:209路,375路,39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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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人 上医医国

2018年07月28日

中医医人 上医医国

2018-07-28 中国经营网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光元年(1821年),京师两度爆发瘟疫,民众多患吐痢而死,清代温病学派(明末以来在南方逐渐兴起,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吴瑭(1758~1836年)素怀悲悯之心,他披览医书,特制“霹雳散”,活人无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吴瑭听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算,登时为之痛哭咯血,忧心忡忡。友人赋诗云:


      “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入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报古痛,岂曰生命轻。我闻三太息,位贱犹怦怦。”


      疾病时有 命悬于医


      清代医家胡廷光(清嘉庆年间编著《伤科汇纂》一书,列各类理伤药1000余方)有言,“医道乃仁术也”。“医乃仁道,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的经典表述。


清代医者对病患的重视,还体现在诊疗过程中。乾嘉时期医人陈念祖(1753~1823年),“每诊一病,必半日许,才出一方。有难之者,其言讷讷然,如不能出”。王士雄(1808~1868年)则“每临一证,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可见其诊疗慎之又慎,无不为病人性命考量。


      晚清医家黄宽(1829~1878年)为人治病,一片热忱,即使在饭时遇有病者,立即应诊。遇危重病人,常终夜不归,寝食皆废。遇有极贫苦者,亦慨然解囊,“助以药饵之费”。光绪四年(1878年)秋,黄宽项背发疽,病情堪忧,而恰逢英国领事夫人难产,家人力劝其不宜出诊。黄宽不忍弃产妇母子于不顾,毅然赴诊。“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黄氏归后病情恶化,寻病逝,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清代医家有云:“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既为医者职分所在,医者掌握精道的医术,则是其行医济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清代医家对自身的要求 。中医名家陈虬(1851~1904年)有言,“疾病,人所时有,而命悬于医。医关人之生死,而道贵精。”许克勤(约1847~?)亦言,医者“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悦”。正是因为“医人”乃人命关天,“上则帝王、宰辅,下及庶民,有生死之寄”,故而古今医家秉持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与人道精神,无不强调为医者术在专精的重要性。清初名医张志聪(1616~1674年)曾教导门生曰:


      “时俗相沿云‘行医全凭时运’,予以为不然。诸生来学,当苦志读书,细心参究,庶可免庸医之责。若凭时运,则何业不可为,而习此苦难之事!设杀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赎罪。盖救人乃医家分内事,况多有病之轻者,有病之能自愈者,或病虽剧而可救者。”


      在张志聪看来,行医切忌心存侥幸,置彼人性命于不顾,唯有悉心学习,精湛业医,才能不蹈庸医覆辙。乾隆朝宫廷御医徐大椿(1693~1771年)《医贯砭》有言,医之为道乃救人之死,“而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徐氏批评部分医者学艺不精,枉执救人之义。


      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理想。名医程国彭(1662~1735年)在《医学心悟》中指出:“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程氏所言,指明医人的重要性,即医者不应仅关注疾病,更要关注患者本身。从“医病”到“医人”,清代医家人道主义的医道观,以尊重和关心病患的生命安危为前提,同时强调医者应谨慎对待医学事业,不辱使命。医学关注人道的济民情怀经过不断发展,促成了其“经世济民”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医以载道 经世关怀


      清代医家在应对疾病与诊治病患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对“医道论”的系统阐释。此中,“医道”发展为超越医疗甚至医学本身的一种治世理念与经世关怀。


      “医道”是医者究天人之际、可供后世效法的一种智慧。《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医道、诊道、治道。“洞明医道”成为历代医家不懈追寻的精诚理念。清代医家对此有诸多论述。如徐大椿就认为,“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可流传千古”。


      “治生即治世”,清代医家经世致用的医道观,反映出其从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渐渐关注到医者、患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清初医学家汪昂(1615~1695年)说过,医学为“举世所恃赖,日用之所必需”,“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遂毅然弃儒学医。


      康熙朝御医祁坤少年时学习八股,对诸子旁流亦有涉猎。后师从名儒戴望之,戴氏通经 学、长医术,告之曰:“先正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生即治世也,子盍图之?”祁坤有感于此,遂弃习科举,奋志学医,广泛搜集医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传,琼函宝笈无不搜采”。桐君和雷公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大臣,擅长医药,《桐君采药录》据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医药学专书。祁坤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前文已提及的王士雄,少时“锐志于轩岐之学”(“轩岐”一说出自《黄帝内经》,轩辕是传说中的黄帝,岐伯则是传说中的古代大医家),认为医者贵在以所学济世用。行医数十年间,活人无数,时人赞其“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


      “医以载道”、经世致用、匡扶救世的理念,成为清代医者所普遍追求的目标。乾隆二十七年(1757年),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付梓,其在自叙感叹世人以业医为末流,而为医者责任重大,所谓“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徐氏指出,医者应振兴医学造化相维的良法,不但磨砺“生人之术”,亦肩负起兼济天下的使命感。


      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一些医家将眼光投入现实世界,他们不仅履行治病救人之责,亦敢于痛陈流弊,贡献一己医药之力,匡扶淑世。一时间,医人病、救国人以医国疾、救时势,成为当时医者心中的愿景。


      嘉道时期(1796~1850年),鸦片流毒甚重,不仅严重危害国人健康,亦成为朝野除之不去的社会顽疾。当是时,为使吸食者戒烟,两广总督林则徐广泛征求药方。医家何其伟(1774~1837年)综合十八味药草,悉心研制“戒烟丸”。经过临床试验,其药力平稳有效,后经林则徐推广,即著名的“林文忠戒烟方”,被誉为拯救烟民之良方。


      道光十三年(1833年),何其伟在研制药丸后,又广泛搜罗古今医书中治疗烟瘾的医方,撰成《救迷良方》,殷切期望吸食者彻底与鸦片决裂。其《自序》曰:


      “今者鸦片之流害遍海内矣,嗜之而死,虽亿兆人奚足恤,然岂无将死未死,忽幡然悔惧,求延残息于顷刻者,是不可不有以苏之。我欲生即生,良方俱在焉。若朝欲其生,夕又忘死,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则亦未如之何也已。”


      足见医者以医术愈心人、救时弊,以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匡世之志。中医有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在清代医家眼中,医道不仅是结束病痛以“捍卫民生”的治人良法,更是愈顽疾、治人心以“补偏救弊”的治世良策。对此,王士雄总结得十分恰当:


      “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疹疠,可以挽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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