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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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都机场乘坐机场专线,在东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开往西直门方向,在西直门站 C 口出站:
1、沿西直门内大街向东直行100米,右拐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2、向南直行50米,绕过 国二招宾馆 沿着中大安胡同向东到西直门南小街,向南步行到丁字路口即到国英园1号楼楼下。
从首都机场内乘坐机场直达西单的大巴,在西单站下车,乘坐出租车到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1号楼。
公交官园站:107路,运通106路
公交西直门南:387路,44路,800内环,816路,820内环,845路
地铁车公庄:地铁二号线
地铁西直门:地铁二号线
公交车公庄东:107路,118路,701路
公交车公庄北:209路,375路,392路
2019年01月21日
人民日报:不能捆住中医手脚
01-21 百家号
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作诗感叹中医说:“千年岁月嫌谁过?却被今人处处嫌;纵是艰难绝壁处,精心呵护有缘人。”于心亦有戚戚焉。
最近看到一则旧医案:一名男性患者心肌扩大,危在旦夕。名老中医李可连开三剂药:第一剂附子200克,第二剂400克,第三剂500克,病势开始趋缓,调理一周后出院。
大剂量使用有毒的附子去救命,恐怕成为绝唱。
疗效是中医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制约疗效的恰恰是药量。
古人云:“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对中药剂量的把控能力,是衡量一位医生临床水平的重要尺度。
没有一定的量,也就没有一定的效。重剂起沉疴,方能挽狂澜于顷刻,扶临危于既倒。如果剂量过小,对于急危重症,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国医大师邓铁涛用250克黄芪治疗重症肌无力,传为佳话;京城名医汪承柏用300克赤芍治疗重症淤胆,效果奇佳;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小林教授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时发现,每日30克黄连的常规剂量是“泥牛入海”,当用量加大到120克,则可迅速降低血糖改善症状。
中医讲,用药如用兵。但在临床上,中药用量并非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安全性是药物的第一要素。
加大中药用量、提高临床疗效,决不能以增加安全性风险为代价,更不可随意加大剂量。剂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要用足剂量,由临床医生自行裁定。
如 果超过用量标准,实行双签字制度,医生除了在处方上签字,还要在相关药物旁边加盖姓名章,以确保用药安全。
《药典》用量只是推荐用量,并非是最高限量。如何用到起效剂量,才是关键。中药的量效关系,成为中医药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中药量效关系更加复杂。从成分来说,中药是复方的,不像化学药成分明确。
从处方来说,用量涉及处方总剂量、单味药剂量、药物之间的配伍量等,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幸的是,中药量效关系研究被列为国家973课题项目,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据效用量,不再是凭经验随意添加,而是有“情”可酌。
量效关系走入“量化时代”,有望打开中医不传之秘的“黑匣子”。
近年来,中药频频被贴上“有毒”的标签,让不少人谈毒色变。医生使用“有毒中药”缩手缩脚,疗效自然大打折扣。
中药的毒性不同于西药的毒性,此毒非彼“毒”。西药是成分入药,药物中含有毒性成分就会产生毒性反应。
而中医处方中每种中药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按“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协同作战,并非是某个单一成分起作用。
特别是通过配伍和炮制等一系列方法,让毒性中药减毒增效。
人们熟知的牛黄解毒片和安宫牛黄丸,都含有雄黄和朱砂,雄黄主要含有氧化砷,朱砂含有硫化汞,却是临床上非常有效的治疗药。
人们常说,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中医历来推崇“以毒攻毒”理论。有毒中药往往具有独特疗效,其毒性成分就是其药效成分。
对于一些特殊疾病来说,越是有毒的药,往往越有效。只要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安全剂量服用,就不会引发毒性反应。
需要说明的是,吃药不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无论中药还是西药,在所有上市批准的药品中,找不到一种百分之百安全的药。
中医药植根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其独特理论和确切疗效已被大量临床实践证实。
中医注重个性化,西医注重标准化;中医强调辨证论治,西医强调规范标准。
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不能厚此薄彼,互相排斥。中医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莫用西医思维捆住中医的手脚。
如今中医中药被看成是不吃也可以,吃了也不会死,而不是被当作期待其起治疗作用的一种医疗手段,真是让人心寒。
千年古学,国之瑰宝,被后人如此之怠慢甚至是不屑。
真希望中国人赶紧觉醒,多一点后人真正的继承中医中药,多一些像邓铁涛、李可等一样真正的纯中医。
而不是现在临床上一些挂着中医的牌子却行着西医的手段且靠着西医思维行医的“冒牌”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