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技术服务扯了职防后腿

健康报记者 孟庆普

　　“职业病防治职能调整后，从健康体检、职业病诊断及鉴定到职业危害监测和专项调查，技术服务机构的任务越来越重。与服务需求相比，服务机构无论从数量还是能力上都有较大差距。技术服务千万别扯了职业病防治的后腿！”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中部某省疾控中心负责人感慨地说，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

　　职防机构生存尴尬

　　因农民工患者对职业病诊断结果不满，负责出面解释的一位职防院负责人便成为“出气筒”，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广东省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李智民的这段经历曾被业内人士多次提及。“职防院作为一个技术服务机构，承载着社会太多的期望。”李智民说。

　　近几年，职业病技术服务机构频频被推进舆论漩涡——在前年震惊全国的开胸验肺事件中，郑州市职防所曾被公众“口诛笔伐”；在东部某沿海省，设在省、市疾控中心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因对一位职业病患者的诊断结果不一致而被企业多次投诉；在北方某市，职防院还被企业告上法庭，原因是“职业病诊断程序不公正”。

　　一方面，职业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很多职防所却又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市职防院院长李培英一直在为该院挂什么牌子纠结：如果挂职防院（所）的牌子，可以被政府纳入全额事业单位管理，政府会给补助，但光靠补助难以维持生计；如果挂医院的牌子，政府虽然没有补助，但可以靠看病等副业来养活自己。

　　据记者了解，这种生存上的尴尬在各地专业职防机构普遍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职防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院长葛宪民说，该院仅人员工资每年就需要1700多万元，而财政拨款只有不到500万元，剩下的花费都要自己挣。由于来自职业卫生服务和职业病诊断治疗的收入有限，所以靠职业病防治主营业务很难“糊口”。

　　定位不清导致各行其是

　　数量不足、职责定位不太清楚、经费普遍缺乏、人员少，葛宪民列出了当前困扰职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四大问题。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独立的职业病防治院（所）60余家，其中省级12家，远不能满足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以河北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该省目前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约有2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工人有近200万人。但该省没有独立的省级职防院（所），有4个市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全省具有资质的县级职业病诊断机构只有1家。

　　河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职业卫生监督处副处长丁红卫说：“如果某地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只能由卫生部门介绍到外地去诊断，既给劳动者带来诸多不便，也容易给后续的诊断鉴定工作带来纠纷。”

　　据介绍，截至上世纪90年代，全国大部分省（区、市）都设有各级专业职业病防治机构。2000年，两项体制改革（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和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后，很多职业病防治院（所）被拆分。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合并进疾控中心，有的只是在某个医院多挂一块牌子。也有一些职防院虽然名字没有变，但其主要业务已经不是职业卫生服务。还有的向专科医院发展，职业卫生服务和职业病诊断治疗成了“小专科”。

　　“在国家层面上缺少机构定位、职责、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政策要求，是各地各行其是的主要原因。”葛宪民说，其直接后果是，职业病防治法已经实施近9年，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比如，一些防治机构将职业卫生服务作为生财之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或者在没有取得资质或超资质范围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或者实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不规范，导致纠纷和上访事件发生等。

　　广覆盖强内功是当务之急

　　据悉，职业病防治技术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卫生部日前专门发文要求，今年年内要实现职业病防治机构广覆盖。没有独立机构的地区，要恢复重建或依托现有机构加挂牌子；在独立的防治机构到位之前，要明确具备条件的疾控机构作为辖区职防工作的技术支持和指导中心。到今年年底前，除个别地区外，每个市（地）必须具有承担职业病诊断职责的机构，每个县（区）必须具有承担职业健康检查任务的机构。

　　“把牌子挂起来只是第一步，完整的职业病防治机构体系还必须包含合理的功能定位、运行保障等政策措施，并与当前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国情相适应。”葛宪民说。以省级职业病防治专业院（所）为例，每省至少要有1家。其主要职责应包括：统筹协调全省的职业病诊断鉴定，重点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职业病哨点监测，高危人群、高危行业和高危企业职业病风险评估预警，危重职业病医疗救治等。还要建立与其职责相符、按项目考核的资金保障体制。

　　“劳动者对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及鉴定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机构自身一定要依法执业，练好内功。” 李培英认为，在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严格管理和考核的基础上，技术机构应强化人员培训和管理，尽量向社会公开办事程序，主动接受劳动者、用人单位、媒体等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