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中医（针灸）传承人短训教材大纲
第四部分 中医（针灸）历史知识（参考资料）
● 中国中医发展简史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那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野兽们的攻击时苦无对策。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很多人因为生病时无药可医而死亡。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医学应运而生。这从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医药工具就可以说明。
石器和砭石。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医学在其产生后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人类不再像远古时期一样，面临着生病之后无药可医的情况。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带来的威胁也是不容小视的。所以为了给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大家需要共同维护好自然环境，从而减少外来的威胁。
商代(公元前1700-前1100年)的民众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黄河盆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祖先之一。他们行医的方式非常原始，往往将迷信、传说及治疗经验结合应用。据当时出土的水牛及乌龟甲骨文记载，已有数种疾病的描述和治疗方法，人们更以酒及热水作药物，利用针及青铜刀作手术用具。相传以汤液治病始自此期。商人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天地万物关系密切，大家所处的位置是，天堂在头上，地球在脚下，而人在两者之间 。他们的信念是 "地球是扁平的，并由三块同心方块组合而成"，并以这个盖天说法来解释一切自然定律，而人与宇宙之间也因此而建立了很多联系。举例说，人类身体的皮肤被认定与地球的扁平特质相关；而五脏与五行的木、火、水、土和金相关；眼睛及耳朵与天上的太阳及月亮相关等。奠定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基础。
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宋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目
目录，是指一书的篇章或群书经过整理，登记之书名。余嘉锡《目录学发挥》称：“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也”。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专科目录的产生，先于系统目录。最早的专科目录，除公元前二世纪杨朴《兵录》外，就是医学文献发展专科目录了。如：《隋志》著录的《四时采药及会目录》，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录》著录的《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明·《李嵩诸医书目录》，清·王宏朝的《古今医籍考》，余鸿业的《医林书目》，董恂的《古今医籍备考》，邹澍的《医经书目》等。但这些书目，均已亡佚。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就是明末殷仲春的《医藏书目录》。又名《医藏目录》。
殷仲春，字方权，号东皋子.浙江秀水（嘉兴）人。生平主要活动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博学多闻，尤精于医。省疾治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危重之疾，每能应手而愈。尝训子孙曰：“医为司命，药若用兵.宁以儒贫，勿以医贱”。据《秀水县志》载：“殷仲春工歧黄，隐居教授，茅屋葭墙，不蔽风雨。生平落落寡合，惟与禾中高士高松声、姚士舜、王淑民、释智舷相过从，载酒问奇，刻烛分韵。著有《医藏目录》，《栖老堂集》，《疹子心法》”等，是一位精通医术，超凡脱俗的儒雅之士。
殷仲春之所以编撰《医藏书目》，他在自序中写道：“平生嗜医家书，恨不多见。仆在宁国，日暇无事，而江西朱纯宇先生处久识宁国诸医家并仕宦家。以饶道尊命，挟一刺借观，然后知医书之浩瀚也。今列为十数函，标为纲目，使仁人求其书，而广济于群生也……。按医藏录者，取诸如来法藏，权立其名，以救困厄”。全书目收书449种，分二十函，每函均以佛教用语命名，并于每函之前冠以小序，简明该类书划分之依据。计分：无上函—内、难类18部，正法函伤寒39部，法流函—各科14部，结集函—各科36部，旁通函—各科28部，散圣函—各科34部，玄通函—各科6部，理窟函—脉学13部，机在函—眼科9部，秘密函—医学杂书13部，菩提函—本草30部，印证函—各科32部，诵法函—各科12部，声闻函—各科27部，化生函—妇产19部，杨肘浸假函—外科17部，妙窍函—针灸17部，慈保函—儿科59部，指归函—医学基础10部，法真函养生16部。
此书分类命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很多地方牵强附会。如“无上函”杂入易经、洪范，“正法函”又附入《东垣十书》等，重出互见亦不少。但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医籍专门目录书，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医藏书目》成书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清初，其孙殷观国在补刊《疹子心法》一书后刊印，流传较少。至乾隆中，邵懿辰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方有著录。后为丹波元胤载入《医籍考》。现存明崇祯刻本、抄本及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据明崇祯刻本印影本。
● 中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
我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是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128l—1358年)所著的《格致余论》。
朱震亨是浙江金华(今义乌县)人，因世居丹溪，故人称丹溪翁或朱丹溪。朱氏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自幼研读理学，因母病，三十岁时开始攻读医经。后从当时名医罗知梯学医，学术上受刘完素、李杲等影响。由于他刻苦研究，数年之间医名闻于四方。朱氏一生著述甚多，如有《局方发挥》、《证因脉治》、《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其中《格致余论》是一部著名的医话专著。
《格致余论》撰写于1347年，因“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本书自序)，遂以《格致余论》为书名。书中共载医论41篇，着重阐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医理。指出物欲是引起相火妄动，造成阴精亏损的根本原因。要人们节饮食、戒色欲，养心收心，不使相火妄动，从而保持'阴平阳秘'，达到防病养生，延年益寿的目的。他所创用的方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迄今仍为临床常用效方。
此外，本书内容还广泛涉及临床内、外、妇、儿各种，其中对养生学、老年医学、优生学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人物小传专著
早在我国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就有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的传记。到唐代时医史学家甘伯宗集唐以前历代医学家120人的传记为《名医传》，全书7卷，书中有传有赞而且有图，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医史人物传记专书。惜此书早已亡佚，但其内容在后来宋代医家周守忠(约十三世纪)所著《历代名医蒙求》(1220)中有所收录。
公元1006年时宋代医家赵自化曾著有《名医显帙传》，大约同时代的医家党永年还著有《神秘名医录》。可惜这两部书也亡佚了，无从知其详细内容。公元1189年，医家张杲撰著《医说》，它的第一卷为历代名医，从三皇到唐代共116名。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卷医史人物传记。而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人物专著，当是明代文人李濂(1488—1568年)撰著的《医史》。
《医史》全书10卷。书中收录了自《左传》医和以下到金代李杲见于史传的55人，又搜集采用诸家文集所载自宋代张扩以下到张养正共10人，还补写了张仲景、王叔和、王冰、王履、戴原礼、葛应雷等医家的传记，每传记之后还附有论述。该书名为《医史》实际上是从古代有关文献收集起来的部分医史人物传略。
● 中国第一部内容完备的类编诸家医案专著
我国第一部内容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类编诸家医案著作是我国明代医家江瓘所著的《名医类案》。
江瓘(1503--1565年)字民莹，明代安徽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少年时母病故，其后他自己患呕血证，经医治无效，遂弃仕途，而钻研医学，终于成为当时的名医。因有感于《褚氏遗书》中所说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的见解，加以自己居处偏僻山邑，尤感病案的重要意义，则努力于搜集历代医家医案。参考自《史记》至明代文献百余种，结合家藏秘方和个人医案，经20年，于1552年编成《名医类案》一书，未及刊刻而去世，后由其子江应宿加以增辑于1591年问世。
《名医类案》全书分12卷，分205门。所载的扁鹊、淳于意、华佗诸人，迄于元、明诸名医，摭拾殆遍，聚集2000病案于一书，其中治法补、泻、温、凉等无不具备。其内容包括急慢性传染病，及内科染病、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病证。所记病案大致有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疗等项，病案记录较详，辩证、方药亦较妥当，有的病案附有编者按语。《四库总目提要》对本书极为推崇。
《名医类案》汇集了古代名医的临证经验，为研究各科疾病发展史和治疗学摄供了丰富的资料。
● 中国最早的医学文献《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 中国最早全图注释《难经》的著作
《难经》问世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一般大多以诠解文义为主，间有绘图，也多限于个别几帧。而最早全图注释《难经》者，当数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世贤。
张世贤鉴于《难经》一书文义隐奥，读者不易理解，因此为之绘制图表，使每一问难均附一图，撰成《图注八十一难经》(8卷)刊于公元1510年。书中虽有些图有牵强附会之处，然此为全图注释《难经》的最早著作。书中文字通俗，图表清楚，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于人们理解《难经》原文有很大的帮助。
● 中国最早的病历
病历是医疗部门记载病人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但你知道我们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吗？又是谁首创的呢？
汉文帝时期有个人名叫淳于意，因年轻时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官，人们便称他为“仓公”。小时候，他家里很穷，他的许多亲属都因有病而无钱医治，过早的离开了人间。这悲惨的现实启发了淳于意，他决定自己学医，来挽救病人的生命。于是，他在管理粮仓之余便四处搜寻药方，拜求良医。不久他便成了一名学识渊博，能预知病人生死，拥有许多奇方、古方的医学家。中国医学上最早的“病历”就是淳于意首创的。
淳于意是个细心人，在他给人治病诊病时，总是把病人的病情和自己诊断处理的方法记下来。当时人们把这称为“诊籍”；现在我们称它为“病历”。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淳于意作传时，曾摘要记录了他的25份病历，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古人最早的“病历”。
● 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护理专著
中医护理学历史久远。可以说，古人在医疗技术与知识萌芽产生之前，对损伤与病痛的原始护理措施就已出现。尽管由于时代、社会、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医护理没有成为独立专科，但中医的护理方法、经验和理论仍大量散载于浩瀚的中医历史文献之中。
中医护理学具有重视全面护理与辨证护理的明显特点。前者主要包括精神、生活、饮食、环境等方面的护理；后者则是针对患者性别、年龄、性格、体质、病种、病程、症状、用药等不同情况的特殊护理。在现存古代中医文献中，最早较全面论述中医护理的专书，是清代钱襄撰著的《侍疾要语》。该书强调精神护理的重要性：“病人性情每与平日迥异，为人子者本以养志为先，而当病之时，尤须加意体察，务求转怒为欢，反悲为喜。所爱之人常坐床前，所喜之物恒置枕畔，忧病则须说今日精神胜于昨日，忧贫则须说今年进益好似去年，勿露愁闷之容，常瞒医药之费，诸如此类未可枚举”。为避免患者对亲人之操劳不安，不可使患者察觉亲人的辛劳，因此担任护理之亲人“勿得欠伸摩眼稍露倦态，则亲心安矣，否则转益其疾，病情转变” 。为了不增加患者精神上不快，“至亲问疾，每至床前，须先吃惊其说吉祥语，或其人为病人所厌见者，须婉谢之，勿令进房”。还可用音乐为患者消除烦躁：“病时烦躁，急难解释，惟弦索之声可以悦耳，可以引睡，或令盲妇、歌女轻拨琵琶，浅度一曲，亦驱病之一助也 。” 对于生活与饮食护理，在《侍疾要语》中也阐述得很周详。例如，“床前与人说话，须有词无声，行步不可急遽，防作声且生风也；放帐卷帐缓则不生风，放勾以手握之，勿戛床柱，揭被盖被、披衣解衣缓则不生风”。对于疾病的护理，该书特别提醒须经常注意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夜间侍奉者，非特夜不解衣，且亦不可暂时交睫，方能静听声息，知今宵较昨宵是增是减。或亲命使睡，只可虚掩帐子，危坐帐中，闻声即起”。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该书作者指出应防护褥疮：“久病消瘦，皮肤或碎，须垫以灯草圈则痛处不着褥席。”
《侍疾要语》还强调及时观察病人大小便对诊治疾病之意义：“大小便须即谛视之……不可稍迟，迟则大便结者，久而浸而化为溏。小解白者，阅时而变为赤，未可为医者也”。对于用药的护理，《侍疾要语》就药物加工、调制、饮用等要点均有所论及。
《侍疾要语》全书字数不多，但从书名与内容可以看出，它在中医护理学史上，确为一本言简意赅、切合实用之佳作，大部分内容具有现实和长远参考应用价值。
● 中国最早的护理学专著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虢太子治病时，一面用针刺和汤药治疗，另一方面还用热敷熨两胁下，以保持太子的体温。这说明当对医疗与护理是同时进行的。
《黄帝内经》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医护理学的各个方面，包括精神修养、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护理和禁忌、服药治疗、护理等方面。东汉时张仲景也十分重视病患者的护理工作。唐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将节调理” (护理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对小儿的护理更有独特的见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对新生儿的断脐、沐浴、包裹、哺乳的各项护理均有详细论述，并且已开始有了护理记录，如引《必效方》阴黄条云：“每夜小便里浸少许白帛片，各书记曰(每天记录)。”此后宋、金、元时期许多医家也多有论述，至明清时期医家总结发展前人关于护理方面的认识，如著名医家汪绮石的《理虚元盟》对虚劳症的预防和护理有较深刻的论述。
清时医家钱襄撰《侍病要语》一书，专门论述关于病患者的护理问题。是为我国最早的护理学专著，比欧洲最早的护理专书英国人南丁格尔(公元1820一1910年)在1858年所撰的《医院记述》和1859年所撰的《护理记述》(1948年再版时改为《护理的艺术》)内容要丰富的多。
● 中国最早创“音乐疗法”
音乐疗法，是指应用音乐艺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相传伏羲氏作瑟，女娲作笙簧，创乐曲和弹奏法，制定乐律。而应用音乐治疗疾病，早在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一些记载了。
据《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这一记载反映出相当于尧时的氏族公社末期，洪水为患，曾引起人们产生'筋骨瑟缩'之类的疾病。而人们则用'舞'来活动肢体以治疗这类疾病。可以推论，由于当时已有一些简单乐器产生，那么这种'舞'必然是在乐器的伴奏下进行的。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应用音乐和舞蹈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到战国秦汉之际，一些医学家应用音乐疗法治疗疾病的经验可以说已经很丰富了。《黄帝内经·灵枢·五音五味》篇中已有五音治疗疾病的记载。所谓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的音阶(大致分别相当现在的音乐简谱中的1、2、3、5、6)。五音分别与五脏匹配，即：肝一角，心一徵，脾一宫，肺一商，肾一羽。不同的音乐，对脏腑功能的亢奋或消退不一样。医家就是按音乐的不同旋律、节奏、音色、音量、音调来治疗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的。现代研究表明，音乐之所以能治疗疾病，主要是音乐对人体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物理作用。据研究，人体对各种器官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振动频率。当人体患病时，器官的振动频率发生改变甚至互相产生干扰。而音乐是一种有规律的声波振动，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振动频率。患者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听相应的音乐，可以起到纠正器官的振动频率的作用，并使各器官之间的振动频率协调一致，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
二是心理效应。由于人体各种活动都受控于神经系统，因此患者的精神状态如何，对于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妙的音乐通过人体大脑边缘系统和网状结构的调节作用，可以提高神经细胞的兴奋性，使人的情绪得到改善。同时，通过音乐对神经及神经体液的调节，能促进入体分泌出多种有益于健康激素，酶及乙酰胆硷等具有生理活性的物质，从而可以改善人体各种功能，如调整血液流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肠胃蠕动，加强新陈代谢等。
随着人们对音乐治病认识的加深，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已广泛开展音乐疗法。与此同时，我国也加强了音乐治疗疾病的研究和应用。 1984年9月，湖南省马王堆疗养院首创了我国第一个心理音乐治疗室。1985年该治疗室与长沙市人民医院医疗器械厂合作，共同研制出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多功能微电脑控制音乐治疗机。19877年5月，他们又与湖南省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了我国第一盒音乐治疗磁带。
●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康复中心
据《管子·入国》记载，我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曾在国都设立'养病院'收养残疾病患者。书中说：'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这样把残疾病患者和心理伤残者收容起来，集中进行调养，在我国历史上是一创举。管仲设立的这种养病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康复中心。
● 中国现存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
宋代养生家陈直撰著的《养老奉亲书》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
陈直，宋代著名养生学家，元丰中(1018-1087)曾为泰洲兴化县(今江苏兴代县)县令，其生平失考。他所著的《养老奉亲书》成书不晚于1085年，是一本专门论述老年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方、摄养之道的重要医学、养生学著作。
他的养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饮食调治。陈氏认为，人身三宝精、气、神的物质基础是饮食。只有平时注意饮食调治，才能达到保健延年的目的。而饮食的调治关键在于调理脾胃、培补后天。对于老年人来说，饮食调治，尤为重要。他指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粘硬生冷' (《饮食调治第一》)；'秽恶臭败不可令食，粘硬毒物不可令食，......暮夜之食不可令饱，阴雾晦瞑不可令饥' (《戒忌保护第七》)等等。可见陈氏对饮食调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很明确的。
(二)强调精神摄养。陈氏根据老年人心常自壮，性多孤僻的精神情态特点，强调对老年之人，要注意其精神摄养，使其保持清静，乐观，坚强，开朗，特别要注意防止和避免受强烈的精神刺激以致发生、疾病。
(三)提倡四时养老。陈氏根据《内经》四时养生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相应，顺应自然环境变化则健，违逆自然环境的变化则病。强调要'观天之道， 执天之行'(《四时养老总序第八》)，书中对于春、夏、秋、冬四时的摄养分节论述甚是精详。
(四)重视起居将护。陈氏认为年老之人，体力衰弱，动作艰难，百事懒于施为，因此必须'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宴处起居第五》)。书中对于老年人的行、住、坐、卧、衣着等都有明确面严格的要求。如：床榻不宜过高，衣着不宜过于宽大，外出不宜涉水渡河等。
《养老奉亲书》全书15篇，重点记述了老年人的防病理论与方法，四时摄养的措施以及对老年疾病的食物疗法。书中方法简便，切于实用，对于我们学习与研究老年病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中国现存最早的气功的文字记述
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气功的文字记述是《行气玉佩铭》。
《行气玉佩铭》刻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即战国初期)，它原刻在一个12面体角柱形玉佩上。原拓片可见《三代吉金文存》卷20。原为篆书，共45字，经郭沫若同志译为今天通用的文字，即：“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去，去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引自郭沫惹《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同志解释说：“这是深吁吸的一个回合。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本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往路相反而退进，退则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
从上述的文字记载，显然是一种有规律地调整深呼吸法，属于气功中静功中的一种。可见远在战国初期以前人们对于导引行气能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并总结出了初步的规律。
● 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粥专著《粥谱》
清代黄云鹄所著的《粥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粥专著。早在《周书》中就有：'黄帝始烹谷为粥'的记载。但应用药物与米谷煮粥治疗疾病，最早见之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该传中载到：齐王有疾，医家淳于意诊断后让齐王服'火齐粥'，服后齐王病愈。
而后有关论述药粥的书籍甚多。如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就有许多米药同用或药后食粥的论述，如：'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等都是米药合用的典型；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中就列有'食治'专节，还有应用'牛乳粥'，'天花粉粥'治疗老年病的记载；《太平圣惠方》收集了宋以前方书中和流传民间的保健粥食129方，如用'杏仁粥'治疗咳嗽，'酸枣仁粥'治疗失眠等；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选载了药粥62方，并列出专节作了论述。明代有关论述药粥的书籍也甚多，如《普济方》收有l80方，《二如亭群芳谱》收有18方等等。由此不难看出，明朝应用药粥防病治病已十分普遍了。
到清代时，药粥疗法又有所发展。黄云鹄所著的《粥谱》收载了粥方247个。这不仅是我国目前已记载粥方最多的一份资料，而且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粥专著。本书将历载的药粥分为谷类、蔬类、木果类、植药类、卉药类、动物类等，简述了每一粥方的功用及主治。不足之处是，单纯地罗列粥名，又缺少用量制法，且全部为单味粥方，前人许多有效的复方药粥均未记载。
药粥疗法所选用的中药绝大部分是味性平的滋养强壮药。这些中药都有抗老防衰、延年益寿的作用。如山药、枸杞、首乌、苁蓉等。有些中药对预防老年病的形成也颇有裨益，如山楂可防止高血脂、高血压、冬瓜预防老年肥胖，柏子仁预防老人便秘等等，运用这些中药同米煮粥，经常服食，确实能起到补益抗老，延年长寿的效果。
● 孙思邈最早提出使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
唐代祖国医学食疗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关键性的突破，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率先提出：“以脏治脏”，“以脏补脏”的学说。他在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详细而系统地列述了大量动物脏器的主治功效，其中如指出：用牛、羊、猪、兔等动物肝脏补肝明目，防治夜盲，这是在世界医学史上还没有的先例。
夜盲，欧洲在1684年维布利格斯始报告一例，至到1923年日本人毛利氏才用鸡肝和鳗鱼来治疗夜盲症，这较之孙氏要晚一千二百多年。
●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口齿专书
东汉时著名医家张仲景撰著《口齿论》一卷(《后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口齿专书，可惜已亡佚，不详其内容。我国现存最早的口齿专书当是明代医学家薛己所掇的《口齿类要》一书。《口齿类要》(1528年)不分卷，主要论述茧唇、口疮、齿痛、舌证、喉痹、喉间杂症等8种口齿、咽喉疾患，另外尚有其它疾患如诸虫入耳，男女体气(即脓臭)等4种，并附方69首。书中对于每种疾患不仅详述其症侯而且附有多则治验医案，治疗上大体均以补虚着手。《口齿类要》全书内容精要，选方用药切于实用，在临床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中国最早使用汞合金补牙的记载
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659年)记载：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的银膏，用作牙齿充填剂。这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汞合金充填牙齿补牙的记载。
这一方法直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国家才开始应用(英国医生贝尔(Bell)在公元1819年才发明用银汞作牙齿充填剂)但比我国要晚一千一百多年。
● 中国现存最早的眼科专著
早在殷武丁时代(约公元前1324—1266年)的甲骨文中就有“疾目”的记载，这是我国关于眼病史料的最早文字记录。先秦古书《山海经》已载有治疗眼病的数种药物。
《苟子·非相》中记载有“尧、舜参牟子”。《史记》中记载有项羽“重瞳证”，这是世界上瞳孔异常的最早记载。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记载眼病有目盲、目下肿等15种，而且还有针刺治眼疾的记载：“目中赤痛《内眦治，取之阳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里已记载眼科药物70余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梁代时已有陶氏《疗目方》(5卷)问世，惜书已佚，不得知其具体内容，但为我国最早的眼科专著，确无疑义。其后尚有隋唐间人托名“龙木”撰著的《龙术论》(4卷，一作3卷)及托名“龙树菩萨”撰著的《龙树眼论》(1卷，又有3卷本)眼科专著问世，可惜原书已佚，这些都是我国较早的眼科专著。而现最早的眼科专著当推宋代署名刘皓所著的《秘传眼科龙术论》
《秘传眼科龙术论》全书10卷。卷1——6主要辑录了《龙术论》及《眼论审的歌》的内容，除眼科总论外，分别记述了72种眼科病证及其治疗方药。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引录了《三因方》等书中的38个眼科方剂，卷8针灸经；卷9一10为诸方药性，均系从有关文献中辑录的眼科常用针灸穴位、针灸治及药性主治。该书中最早提出眼科“五轮”，书末附《葆光道人眼科龙术集》(1卷)最早提出眼科“八廓。”该书在眼科中有一定的影响。宋代太医局还把它列为医家必读之书。
● 中国古代最完备的眼科专著
明代南京人傅允科(字，仁宇，十七世纪)世医出身，自幼秉承家学，而犹擅长眼科，其所撰的《审视瑶函》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的有代表性的眼科专著。
《审视瑶函》成书于明祟祯十七年(1644年)，当时在南京太医院任职的傅允科的儿子傅国栋，女婿张文凯曾协助允科对该书进行整理编校。该书集历代眼科之大成，既有前贤经验的总结，亦有个人的独特见解。全书6卷，卷首载眼科名医医案，五轮八廓及运气论；卷l一2总论眼科生理及证治大要；卷3—6将眼科病分节，述其证因治法，尚论及小儿目疾，妇女妊娠期闻并发眼病，眼科针灸等。书中收有眼科108证，内服、外用点、洗、敷、吹治验诸方300余百，内容之丰富，是明代以前眼科著作所不能比拟的。
傅氏十分重视眼科的手术疗法，对古传治法如金针拨内障术，钩割针烙均有详细记载与评论。特别是提出，煮沸眼科器械法，在古代医疗器械不完备以及消毒设备缺乏条件下，对于提高眼科手术的成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该书所列的千金磁珠丸，石斛夜光丸，滋阴地黄丸等均为眼科名药，迄今临床仍在沿用。
● 中国古代喉科中影响最大的著作
明清时期是祖国医学喉科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喉科专著相继问世。如明代薛己的《口齿类要》（1528），清代尤乘的《尤氏喉科秘书》(1675)，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郑梅涧的《重楼玉钥》(1838），朱翔宇的《喉科紫珍集》(1860)、等不下数十种。
在这众多的喉科著作中影响最大、最著名的当数郑梅涧(约1727—1787)所著的《重楼玉钥》一书。《重楼玉钥》全书分上、下2卷，上卷首列“咽喉说”、“喉科总论”，以阐明咽、喉的解剖部位及在生理上的重要性；次论喉科疾患的诊断和预后；再次论三十六种喉虱，包括有咽、喉、口腔、中耳、乳突等急性感染，并分别采用内服、外治等法治疗上述诸病。下卷则论喉科疾患的针灸疗法。在上卷末有两则专谈“白缠虱”的辨证治疗；其中谈到了白喉病的某些特点。作者指出：“喉间起白腐一症，其害甚速”，“小儿尤甚，且多传染，一经误治，遂至不救，虽属疫气为患，究医者之过也。”他在分析诸医误治后，进而指出：“此症发于肺肾”，经治之法，不外肺肾，总要养阴清肺，兼辛凉而散为主，所以创定了著名的“养阴清肺汤”，当时救治了许多危重病患者。
● 中国最早发明麻醉术的人华佗
华佗（？—208年）是东汉末杰出的外科学家，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麻醉剂，并最早应用全身麻醉的医学家，堪称“外科鼻祖”。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县）人，他多次拒绝封建王朝叫他做官的举荐和诏令，行医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一些地区，深受当时人民的爱戴。他学识渊博，医技精湛，擅长内、外、妇、儿、针灸诸科，尤以外科为最。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他就发明了中药全向麻醉剂——麻沸散，并且施行外科手术。他发明的“麻沸散”，病人用淋冲服后，就会全身麻醉，失去知觉。这样就好进行手术医疗。据《后汉书、华佗列传》记载他的手术病例说：“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内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样成功的全身麻醉腹腔手术，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麻醉学上和外科学术史上也遥遥居领先地位。
据科学史记载，19世纪英国化学家戴维发现笑气（氧化亚氮）。1844年美国化学家考尔顿研究笑气在人体的作用。1845年1月威尔士用笑气作麻药而进行拨牙手术。1846年10月摩顿采用乙醚作麻醉药进行手术，1847年英国化学家辛普逊用氯仿作麻醉药以治病。华氏发明和使用麻醉药较西洋领先了一千六、七百年。
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曾传到日本、朝鲜、摩洛哥等国。据美国人拉瓦尔在《世界医学史》中说：“阿拉伯人使用麻醉剂，可能是中国传出的，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是擅长此术的。”
华佗著作及其麻沸散方皆早亡佚，据历代考证，麻沸散方可能有蔓陀萝花，乌头、附子之类。日本华冈青洲认为麻沸散系蔓陀萝花、生草乌、香白芷、全当归、川芎、炒南星等所组成。现代人薜开先对中医麻醉药的历代记述做了探讨后则说：华佗所用麻沸散组成的主药据测有押不芦、麻贲、闹羊花、洋金花等。（《新医药学杂志》1975.12.24——37页）。我国现代研究，已证实蔓陀萝花有麻醉作用，并已应用于临床。
● 中国最早的人体病理解剖记载
我国有关人体生理解剖的记载，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而最早对人体进行病理解剖的记载则见于《南史、顾觊传》中，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书中记载沛郡相县（今安徽濉溪）人唐赐，平时好嗜酒，一天他到邻村彭家喝酒回家，得了急病，嘴里吐出二十多条虫，且腹痛难忍，请医生诊治服药后，仍不见效。生命垂危之际，再三叮嘱妻子，要她在他去世后剖开腹部，看看肚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作怪，唐赐去世后，张氏根据丈夫的遗嘱，对丈夫的是尸体进行了解剖。经过对五脏的翻检观察，发现内脏都已糜烂。现代有人推测，这是一例类似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致死的古代病例。
张氏敢于进行解剖是对封建礼教教义的挑战。当地郡县官府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立即呈报主管司法的刑部尚书顾觊，顾觊认为张氏忍心剖夫，应该处死；其子唐副对其母剖尸而不加劝阻，犯了“不孝”不罪，也应处死。一个叫刘勰的官史竭力为张氏母子辩护，但顾觊仍坚持已见，将张氏及唐副二人并处以凌迟。
● 中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谱
关于人体解剖，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考古学者考证，商代从剖开的尸体中已认识到心的形状，这很可能是祖国医学最早认识脏腑的记录。《内经》中说：“若夫八尺之躯，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史记》中还记载了上古时名医俞跗善用外科解剖术治病的事迹。《汉书》中记载西汉王莽时，曾令太医院医生解剖过被下死者的尸体。到了宋代，解剖学又有新的发展。北宋时吴简（一作灵简）等人，曾以被官府杀害的欧希范等五十六具尸体进行解剖，经绘工绘成图谱，即《五脏图》（1041——1048年），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惜早佚失，但从当时或稍后的学者范镇（《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等人的著作中可见该图的内容及始末。
《五脏图》在图著中对五脏六腑的位置、解剖形态作了较详细的描述，与正常人体五脏六腑的位置基本相符合。同时还有些病理解剖的简单记述：如“蒙干（人名）多病嗽，则肺焦胆黑。”“欧诠（人名）不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另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等等。这种直观的病理解剖，对论证中医的脏腑理论很有意义。
稍后些，崇宁（宋徽宗年号，公元1102——1106年）间，杨介曾著《存真图》，对人体胸、腹腔、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内脏及血管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所绘的解剖位置和形态，基本上正确，后世的医书如朱肱的《内外二景图》、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引用过部分《存真图》的材料。
解剖学在世界医学中是发展比较晚的，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动物解剖，很少人体解剖。由此可见我国十一世纪的解剖水平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局限，和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人体解剖学在我国古代未能进一步发展起来。
● 中国古代解剖学贡献最大的医家王清任
我国古代，尽管有少数医家进行过零星的人体解剖尝试，并撰绘了一些人体解剖图谱，如北宋时吴简等人绘制的《五脏图》、杨介撰著的《存真图》，这些惜已亡佚，始终没有解剖学的专著流传下来，到了清代，西洋医学逐渐传入中国，一些医家从中受到启示，开始注意学习外国医学的长处。王清任(1768一1831年)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坚持对人体结构进行直接的观察和研究，撰著了“亲见改正脏腑图”，对祖国医学解剖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清任从实际出发，博览精思，在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解剖知识对于医生的重要性，在他所著《医林改错》(1830)一书中指：“著书不明脏腑，等于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主张“诊病当先明脏腑。”他认真研究了历代有关脏腑记述后，对古人关于脏腑的一些描述产生了怀疑，决心予以更正。他在滦洲(今河北省唐山一带)、奉天(辽宁)、北京等地行医时，常亲临义冢刑场，观察脏器，并拿动物解剖作比较。为了弄清横膈膜的实况，他不仅三番五次去察看，而且还虚心地向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请教，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他前后历时四十二年，仔细观察了一百多具尸体，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并详加解说，连同其它有关医学论著，一并收录于《医林改错》中。
王清任通过亲身观察，对人体内脏的—认识确有新的发现，并订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古人认为肺是“六叶二耳”，他指出肺是五叶，并指出肺外皮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古人认为“阑门”是分清浊，别粪尿之处，他指出这是错误的。经他观察所见，详细记述了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肾动脉，并发现了幽门括约肌，总输胆管等，特别是对“横隔膜”的记述更为正确，指出：“其薄如纸，最为坚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观察到的多是病死、犬食之余的内脏结构，所以他的记述也还有一些不当之处，甚至把古人关于血液在血管内循环为正确看法，也予以否定。但他仍是一位敢于革新、注重实践、对祖国医学解剖学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医家。
王清任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创新和较大的贡献。《医林改错》中记载的一些活血化瘀和补气活血的方剂，如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至今被用于治疗冠心病及半身不遂的中风后遗症都有较好的后果。
● 中国最早的中医骨骼解剖专著《释骨》
祖国医学对人体骨骼的认识是很早的，《内经》中曾有不少记载。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1549—1613年)所编，《疡医证治准绳》(1608年)，书中曾记载了人体骨骼的数目和形状。到清代时出现了中医骨骼解剖专著——《释骨》一卷。
《释骨》是清代著名医学家沈彤(十八世纪)所撰。沈彤，字贯云，号果堂，吴江县(今属江苏)人，精研医学，尤长于骨科学，他主要参考《内经》、《甲乙经》中所载人体骨骼的部位形象、名称，引证《说文》等书，考证训沽逐条加以注释，虽然文字并不多，但考证精赅，订正了前人记述全身骨骼部位名称的错误，如指出：《灵枢·本腧篇》“肘内大骨”、“内”字乃“外”字之讹等，《素向．骨空论》“颏下为辅”、 “下”字乃“上”字之讹等，而著成《释骨》一书(有乾隆间刻本)。这是我国最早的中医骨骼解剖专著。
● 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外科命名的专著
远在原始社会，人们在生产劳动和部落战争中发生创伤之后，多用于泥土、灰烬、毛皮、树叶来包裹或压迫止血等，都是最简单的外科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医疗活动——原始的“外治”法。随着医学的发展，外科也就逐渐地发展起来，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外科病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载有“疡医下士八人”，汉郑玄注云，“疡，创痈也”。唐贾公彦疏：“其职掌肿疡等”这说明在周时外科学便已经独立发展了。据《汉书·艺文志》载有《金创痤契方》计有30卷，撰人不详，惜早已佚失。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外科专著典籍。
宋代著名医家陈自明（1190—1270年）不仅擅长妇科，著有《妇人大全良方》一书，而且又精通外科，他所著的《外科精要》（1263年）是祖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外科命名的外科专著。
《外科精要》全书3卷，陈自明主要以医家李迅、伍起予及曾孚先等人的有关外科学著作为基础，进一步整理而成。全书共60篇，重点叙述痈疽发背的诊断、鉴别及灸法、用药等，内容简要，切合实用。
该书开创了外科疾病辩证施治之先河。认为外科用药当根据经络虚实情况，不可拘泥热毒内攻之说而专用寒凉攻伐之剂。如强调区分“是痈是疽、是虚是实、是冷是热......对症用药”。要求对外科疾病的辩证论治从整体观念出发，主张内治、外治相结合，因此书中不仅内服方剂的数量增加，而且在外科医疗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对后世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外科精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外科专书。该书刊出后不少医家如朱丹溪、熊宗立等人都给以校注或补遗。明时著名医家薜已曾对此书予以增损补注，并附若干验案，收入《薛氏医案》中，此外近代又有人将本书改题为《外科宝鉴》刊出。
● 中国最早的外治专著《理瀹骈文》
《理瀹骈文》是清代医家吴师机(字尚先，约公元1806——1886年)所著，原名叫《外治医说》，刊于1870年。作者因取“医者理也”，药者沦也”之意，又因正文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故刊成后，改名为《理瀹骈文》。
作者是浙江钱塘人，曾在杨州居住，因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战争期间药源缺乏，并看到群众中有“不肯服药之人”和“不能服药之证”等情况，遂钻心研讨用外治法治病，很受群众欢迎。他吸取前人和古典医籍中有关外治的论述，并汇集民间的外治法，集二十年之经验，易稿十余次，写成了理疗性外治专著《外治医说》，该书对中医外治法的总结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外治方法主要是膏药疗法，该书中几乎把一切见闻的病都用膏药治疗，书中详细论述了膏药治病原理，指出了膏药的应用方法和配制方法。
他本人通过长期实践，大力提倡膏药的应用。他在二十年间， “月阅症四、五千人，岁约五、六万人，出膏大小约十万余张。”因此，可以说《理瀹骈文》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膏药的专著。除膏药外，还有敷、熨、罨、涂、熏、浸、洗、擦、搭、抹、嚏、吹、吸、捏、咂、坐、塞、踏、卧、刷、摊、点、滴、烧、照、缚、扎、刮痧、火、罐、按摩、推拿等数十种外治方法，它不仅用于痈疽疔肿、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等外科疾患的治疗，还广泛地用于内、妇、儿、外、五官等各种疾患的治疗。因此《理瀹骈文》被后人尊称为“外治之宗”。
● 中国最早的治疔专著《治疔捷要》
疔、又称疔疮，疵疮，是外科常见病之一，病名出自《素问·生气通天论》。因其形小，根深、坚硬如钉状，故名。多因饮食不节、外感风邪火毒及四时不正之气而发。发病较急、变化迅速，初起如粟，坚硬根深。继则红发热，肿势渐甚，疼痛剧烈，待脓溃疔根出，则肿消痛止而愈，治宜清热解毒，如失治，可造成疔疮走黄(类似现代医学所称的败血症)。自《素问》提出这一病名以来，历代医家都有过一些论述，但二千余年尚无专著问世，到清代时医家张镜撰著《治疔捷要》一书，专论治疗，这是现存最早的治疗专著。
《治疔捷要》(一卷)刊于公元1876年，首论治疗要言，次为全身穴位图，末为治疗歌(为各种疔症的取穴法)。本书曾被收入《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中。稍后，于公元1896年刊行的清代医家过铸所著的《治疔汇要》(又称《治疔大全》)也是一本专门论治疗症的著作。
过氏中年右食指患疔，求医治，敷药甚痛苦且无效，终致指废。过了数年中指又患疔，求治后效果不甚良好，于是他博考古今，收集治疔秘方，就是走方医之方亦予收录，并治愈自己的中指疔。他专攻外科数十年而著成《治疔汇要》一书，书中多是临症经验之谈，是治疔的重要参考书籍。
● 中国关于肛肠病的最早记载
我们的祖先对肛肠疾病的认识是很早的。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已有“痔”、“瘘”的病名，这是关于“痔”、“瘘”病名的最早记载。而且《山海经》中还记载有“栎”、“虎蛟”等治疗痔瘘的药物。
1973年底，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其中对外科疾病治疗内容的记载也极其丰富，书中根据痔的不同形态和症状，将痔命名为六类；牡痔（外痔）、牝痔（内痔）、血痔、脉痔、朐痒（漏）、巢者（肛门漏管），这是祖国医学对肛门疾病痔瘘分类的最早记载。《五十二病方》中还记载瘘管割治法，这表明两千多年前我国对复杂痔、瘘已开始了手术切除法。书中最早记载肛门病手术疗法，包括结扎切除法、牵引切除法、敷布法、热熨法、熏治法及肛门探查术等。
在公元二世纪产生的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21种治疗痔核的药物。到三世纪时的晋朝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凡痔与阴通者，死。”这是肛肠病合并阴道、尿道疾病的最早记载。唐代时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最早提出用鲤鱼汤、刺猬皮等动物脏器治痔脏器疗法。宋代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中最早提到使用砒治疗痔核，即：将砒容于黄蜡中，捻成条，纳入痔瘘疮中的枯痔钉疗法。元代著名外科专家李仲南在其所撰《永类铃方》（1331年）中载有肛瘘挂线术，最早实现高位复杂性肛瘘术后无肛门失禁后遗症。而西医手术至今仍无不避免术后后遗症，以上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对肛肠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独特风格，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 中国“胎教”的起源与最早记载
“胎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胎教”，包括逐月养胎。起居环境的讲究，情志心理卫生，饮食营养调理及各种禁忌。还涉及到配偶的选择，受孕条件，男子养精，女子养血等内容。
狭义的“胎教”主要指给妊妇创造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以某种潜在的、目前尚未被人们认识清楚的途径作用于胎儿，为日后个体先天形成的影响因素。关于“胎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
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在其所著的《列女传》中有周武王祖父季历的妃子孕文王而进行胎教的记载：“太任.王季娶以为妃……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这是史籍记载中最早的“胎教”。可见“胎教”在我国起源很早。
最早记载和提出“胎教”的是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贾谊在《新书.胎教》中最早明确提出“胎教”一词，书中并有周武王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的记载。以上这些记载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十分注意和重视“胎教”这一问题。
历代医著和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北宋时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隋代时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宋代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这是祖国医学史上最早专篇论述“胎教”的著作，其后，历代医学家论述者不乏其人。
● 中国商代最早创制了“汤剂”
我国夏代时已有较为精致的陶器，如釜、盆、碗、罐等。商代时在日常生活中更广泛使用陶器，而且有了铜器食具，这都有利于食物的加工烹调。首先陶器的普遍应用，为汤液的发明提供了实际可能，其次是，商代药物不断增多，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可以按病情选用多种药物配合使用，即由单味药走向复味药，所以汤液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后人相袭传说“汤剂”是伊尹发明的。历史资料表明，伊尹也确与“汤剂”的发明有着密切关系。
伊尹，是商代人。相传伊的父亲是著名的厨师、伊尹受父亲的影响也善烹调，汤妃嫁时陪嫁到汤王处，曾任汤王厨师。古人说“药食同源。”由于他经常接触食物，可能从菜肴调配烹饪的经验中悟出药物配合煎服的道理。因而使他善制“汤剂”，也是客观存在的。
《吕氏春秋·克已》载有伊尹答汤王问时，曾以医病之理，论证治国之道：“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因此汤王起用伊尹作了右相“任以国政”。晋初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在《甲乙经》序中说：“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三十二卷。”《汉书·艺文志》说《汤液经》又名《伊尹汤液》。因此，后人传说“汤剂”是商代伊尹创制发明的。
● 中国最早的中药实物
1973年在我国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文物，有青铜器、礼器、管器、陶器等。同时还发现植物种子30余枚，有桃仁、郁李仁、杏仁、莲子等。这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中药实物。
这些植物种子经鉴定均属蔷薇科梅属种子。其中以桃仁为主，比较完整，都是剥掉壳后而储存下来的。我国元代时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就有“五仁丸”的记载，其组成是：桃仁、郁李仁、杏仁、松子仁，柏子仁，橘皮。台西村发现的桃仁、郁李仁、杏仁恰好是“五仁丸”的主要组成。可以推断我国在商代时人们很可能已经了解和应用桃仁、郁李仁、杏仁等来治疗便秘一类的疾病了。
● 中国最早记载有药物功效内容的著作
据考证，《山海经》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载有药物功效内容的著作。《出海经》有“河罗之鱼食之已痈。”“有鸟焉，......名日青耕，可以御疫”，鬼草“服之不扰”(中山经)；祝余“食之不饥” （南山经）；薰草“佩之可以巳疠”；浴之巴疥” （均见西山经)等。这些记载便是我国古代人们发现认识药物的例证。
《山海经》记载的药物多达160余种(一说120余种)，包括植物59种，动物83种、矿物4种，可治数十种病，并记载了食、汤服、沐浴、佩带、涂抹等多种用药方法(这实际上也是多种用药方法的最早记载)，特别是所述药物中有60种可用于防病，如防蛊8种，防疫4种，强壮25种，避孕2种(这是我国有关避孕药物的最早记载)，防兽病1种，这些说明春秋末期人们对预防疾病已相当重视。
● 中国中医学史上“四性(气)五味”的最早记载
中药的性味学说是古代医学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以说明中药药理作用的说理工具，也是指导中药应用的用药规律。所谓性，就是药性，即四性，味即五味。中药的运用主要是以四性、五味来阐明药物的功效和主治。
中药的四性即药物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它最早见于《内经·素问》。《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可见我们的祖先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对药物的“四性”已有所认识了。
中药的五味，即药物具有辛酸甘苦咸五种不同的味道。它最早见于秦代《吕氏春秋》一书，内载伊尹向商汤进言中，即有“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之说，但将五味结合药物来谈的，则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该书中序例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是古人经过品尝食物、药物后得出的认识，知道了药物有五种味道，并进一步发现五味各有不同的作用，进而运用五味的作用来治疗疾病。《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将此简括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后世许多医家将此说补充发挥、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
●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古方
我国古代有许多石刻药方。据已发现的文献资料分析，龙门药方为我国现存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石刻药方。龙门药方是北齐时期的刻制品，它刻于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药方洞中，共约4000余字。据医史学家李永谦氏的统计，龙门药方有药方129首，其中药物治疗110方，针灸治疗19方，使用药物122种，其中植物药67种，矿物药l8种，动物药12种，粪尿药14种及其它类药10种。药方还记载了多种药物剂型，医疗工具与用药方法。所载方剂数量多，且多为单方，验方，药味简单，使用方法简便，容易掌握。本药方不仅开创了刻石记载、传播医药知识的先河，而且也是我国最早的针灸刻石记录。
● 中国最早的中药学校
唐代医学教育机构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唐初在隋朝的基础上扩大了太医署。太医署(当时的医疗保健教育机构)设医学、药学两部。医学部主要负责医学教育，药学部专门负责种植药材(主要供皇家用药)和培养药材种植人员。药学部占地三顷，设置药园。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药园编制，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司总务，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管制配药；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管药物栽培。药园生大都选16—20岁的青年充当，主要学习中药的的分类、栽培，采集、加工、贮存、配方、禁忌等知识。学习成绩经考试合格者，准予毕业，升为药园师。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药园是我国最早的一所有栽培、炮炙专业的中药学校。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所撰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公元652年。孙氏在书中自序时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干此”，所以书名取之千金。
《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总计232门，含方论5300首，并载录了药物800多种。内容包括了中医妇、儿、五官、内、外各科及解毒、急救、食治、按摩、针灸、脉学等。堪称我国最早的一部内容丰富理法方药俱全的医学类书和百科全书。
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有述有作。不仅收载了大量古方，并记述了自己50余年的脑床经验。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其学术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重视妇、儿科。隋唐时期医学对妇、儿疾病已很注意，本书把妇人、少小另立门类，列于卷首，认为妇人与小儿不同于男性或成人，必须设专科治疗和研究。主张妇女孕期要节欲，临产要镇静，产后要调养，小儿出生后要精心护理。对于护理方法、喂养注意事宜及小儿发育进程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2．强调医师品德。书中第二篇“大医精诚论”专论医德。他指出：从事医生工作，必需集中精力，无所欲求；同情病人，不分贫富、亲疏、民族、才智，同等看待皆如至亲；要不辞辛苦，不避困难，一心赴救。他所提倡的医德，表示了医者忘我救治的善良之心，是医务人员必须遵循的医疗道德准则，这些品德要求是非常可贵的，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重视和注意食宜、食养、食疗等问题。孙氏主张平时要注意饮食，反对暴饮暴食，提倡少食多餐。如有疾病应先以食治，食治不愈再予服药。他认为食治不是要吃贵重食物，而在于食物能否有利于人体需要。书中收载的食疗用品达150余种，且多属简便易得之品。如对夜盲症广泛使用牛羊等动物肝脏，对甲状腺肿过去用鹿靥(甲状腺)昂贵难得，孙思邈推广用羊靥；用含维生素乙较多的谷白皮等治疗脚气病。
4．注重养性和养老。养性和养老涉及到预防医学、心身医学和老年医学等各个方面。孙氏对此有颇为深刻的研究，指出情欲过度是罹疾早衰的重要因素，要求人们“摄神”、“爱气”、 “养形”，注意顺应自然、依时摄养。同时还指出适当运动是摄生养性的重要方面，他所提倡的适当活动，包括华佗五禽戏，天竺国按摩十八势、老子按摩之道等。养老方面特别强调老年人饮食切忌“贪味”，要保持“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诸如避免六淫、七情所伤等，也多有精辟论述。
除上所述，孙氏还十分重视药物的采集、炮制，以及反对服石之风，强调方剂配伍，总结推广群众的发明创造，注意民间方药的应用，为祖国医学的日臻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 中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公元621—714年)所著《食疗本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饮食与痰病和健康的关系，便开始用食物治疗疾病，并且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周礼》中就载有“食医”之职，并有对食物的调制记载。《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不少食后有疗疾效果的食物药物。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汉之际已经有了食疗专书—《神农食禁》(七卷)，惜此书已亡佚。晋隋唐时食疗专著据统计有四十余种，这些书现在几乎全部已亡佚。某些书籍的片断资料可从《医心方》所引用的内容中找到。
值得提出的是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专写了一卷(卷二十六)——“食治篇”，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关饮食疗法的专篇。孙氏首先主张：凡疾病应先以食治，食治不愈，再予服药。他认为食治不是要吃的多或是贵重食物，而在于食物能否有利于人体需要。本篇收载的食疗用品达160种之多，而且多属简便易得。如对夜盲症广泛使用牛、羊等动物肝脏，对脚气病的防治用含维生素较多的谷皮煎汤煮粥食用，对缺碘性甲状腺肿(瘿)用海藻、昆布，动物甲状腺(鹿靥、牛靥)来治疗，用乌鲤鱼煮汤治疗水肿等等。孙氏还认为：若能用饮食来治疗病患者，才够得上是高明的医生。在孙氏的影响下，他的弟子盂诜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饮食疗法专著——《食疗本草》。
盂诜总结了前人有关饮食治疗疾病的经验知识，收集本草食物200种，著成了《食疗本草》(三卷)原书已佚，现存有敦煌莫高窟所发现古抄本残卷(原卷被盗存英国博物馆)。佚文见于《证类本草》、《医心方》等书中。书中所选物品主要为易采易得的果实、蔬菜之类，这些大多富有调节人体生理机能所必须的矿物质及维生素，而且具有补养健身的作用。如藕“寒，主补中，养神力，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寒不饥，延年。”冬瓜“寒，主治腹水绞胀，又利小便，止消渴。”再则书中对于若于食物配合烹调加工也有些阐述。如“芜荑……作酱食之甚香，其功优胜于榆仁……” 。书中还最早记载了花粉食品。
● 世界上最早提取性激素的记载
公元1075年，北宋伟大科学家沈括在《沈存中良方》中记载了“秋石”及制炼方法，这表明我国在十一世纪，或更早一些已经能从人尿中提取相当纯净的性激素制剂。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提取性激素的记载。
具体提炼法：“(阳炼法)小便不计多少，大约两捅为一担，先以清水接好皂角浓汁，以布绞去滓，每小便一桶，入皂角汁一盏，用竹篦急搅。令转百千遭乃止，直候小便澄清，白浊者皆碇底，乃徐徐撇去清者不用，只取浊脚，并作一满桶，又用竹篦子搅，更候澄清，只撇去清者不用，十数担，不过取得浓脚一二汁，其个便须是先以布滤过，勿令有滓，取得浓汁，入净锅中煎干，刮下捣碎，再入锅，以清汤煮化，乃于筲箕内，方淋下清汁，再入锅熬干”最后取得色白如霜的“秋石”。“秋石”用于治疗久病咳喘、眩晕、瘦弱等，都有很好的疗效。
上述过程是经过采用皂甙沉淀、过滤、加热、浓缩、升华、重结晶等一系列化学和物理的方法，提得一种性激素制剂的方法。在西方医学中，1927年才发现孕妇尿中含有大量性激素，再晚些在1932年才能从人尿中把纯的性甾体激分离出来。而在祖国医学中，九百年前就实现了从人尿中提取相当纯净的性激素制剂这一重大发明。李约瑟等人赞誉沈括制取“秋石”，“无疑是现代科学之前，任何类型的科学医学中一种非凡的成就。”
● 中国最早的制剂规范专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简称《局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成药制剂规范专著。
据《宋史·职官志五》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可见，宋朝中叶已有药局之设。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药局拟制了制剂规范，并撰成者著，称《和剂局方》。大观年间(1107—1110)，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曾对《和剂局方》校订重修，分5卷，计2l门，载方297首。宋南渡后，绍兴18年(1148)药局改称“太平惠民局”，因此《和剂局方》也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后它经多次增补重修，颁行各地，当时，此书已增至10卷，载方788首，书末附有太医助教许洪所编《用药指南》3卷，专论药，物炮炙和修治等。
《局方》内列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所载788方，剂型以丸(290首)，散(233首)为多，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病证和药物外，对药物的炮制方法和药剂的配制也均有详细的说明。因此，它既具有配方手册的作用又有推广成药的用途。且方中药物实用易得，便于民间普及，在医生较少的地区，可照方配药治病，故此书在国内流传统广，影响较大。
《局方》在宋代多次进行增补，内容也益趋丰富精练。其中大多数药方，都是当时名医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如“四物汤”，“四君子汤”、“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紫雪丹”，以及儿科常用药“五福化毒丹”、 “肥儿丸”等，由于疗效显著，一直沿用至今。但其中也有些方剂，药味庞杂、叙证繁冗，是其不足之处。
《局方》的问世，比英国十八世纪才有的“药局方”还要早600多年。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成药专书。
● 中国最早的“祖方”“类方”专著《祖剂》
田于疾病的变化不可胜究，因此在治疗中既不能执一方而治百病，亦不可治一证而乱用众方。历代医家都注意在一定的方剂基础上，灵活化载，对症治疗。这样就产生了方剂“祖方”、“类方”方面的论著。明末清初医家施沛(字沛然，号笠泽居土)撰著的《祖剂》一书是我国众多方书中最早的“祖方”、“类方”专著。
《祖剂》是一部方剂专辑，全书四卷，计载主方75首，附方768首。该书将明以前的方剂以类相附，以《黄帝内经》、《汤液》、《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之方为首，从而推其演变，溯源穷流。其归类准则，或以同一方剂加减而相附，或以方剂名称相近而相属，或以方中主药相同而相归，或以方剂功效相似而相类。使后人借以了解古今方剂承前启后的梗概。施氏对某些方剂还加了按语、注释，较清代医家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早见世百余年。为研究方剂学发展史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
《祖剂》之末还附有《云起堂诊籍》，这是施氏的医案。案中察因辨证，析理透彻，立方遗药，丝丝入扣，是研究医案的珍贵资料。
● 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
公元1406年刊出的《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该书在朱肃的主持下，由滕硕、刘醇等编辑，它广泛辑集明以前医籍，并兼收其他传记、杂说、道藏、佛书等有关资料而编成。是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高大成。该书原168卷，收入《四库全书》时，改编为426卷。
据统计，全书“凡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239图”，共七百多万字。其中包括有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及本草等，共一百余门。收录治疗各类疾病的方法，不仅包括丸、散、膏、丹、酒、露和汤剂，还有罨敷、按摩、气功等，其所列症证均有论有方，资科丰富，对于医学研究和临床参考均有很重要的价值。
据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统计，全书引用方书不下150多种，其中为现存古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不见的医书，竟有50余种之多。所以前人认为“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
● 中国古代最大中医药综合性类书《医部全录》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金录》(下简称《医部全录》)是陈梦雷、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的一部分。全书520卷，刊行于公元1723年。
《医部全录》内容辑录自《内经》到清初的医学文献100余种，分类编纂而成。其中有古典医籍注释，临症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以及医家传略、医学文艺、记事、医话等。有基础理论，有分科治疗，有论有方，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医部全录》书中所引原文，均一一注明出处，使于查证，因此它同时又是一部查找中医药古籍文献的首列工具书，为国内外学者所喜用。该书最大的优点是将大约1720年以前的中医药文献，用三级分类再加复分的方法，按中医、中医体系进行明细的分类，把历代的主要文献汇集于一处。利用该书进行检索，一次查找可以代替几十次或上百次的查找，从而节约了许多时间。
《医部全录》的编纂保存了若干后世所失传的医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医籍颇有参考价值。从它的卷帙及内容来看实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中医药综合性类书。
● 中国现存最早的宫廷处方集《御药院方》
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宫廷处方集是元代著名医家许国祯等人修订的《御药院方》。
许国祯，字进之，山西曲沃人。他博通经史，尤精医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他即随之出征并掌握医药，曾治愈忽必烈及庄太后病而深得信任。世祖即位后许国祯主管太医院。他与太医院诸医宫就御药院所刊方书，进行修订，撰著成《御药院方》20卷。
《御药院方》内容包括治风药、伤寒、痰饮、补虚损、积热、泄痢、杂病、咽喉口齿、眼目、洗面药、疮肿、伤折正骨、妇人诸疾、小儿诸疾等，共分17门，计收方1071首。书中所载若干成药方，也多不见于其他方书，所以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本书原版刻于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即1267年)。明代以来，除《文渊阁书目》外，储藏家无著录者。近年裘吉生由日本购回，本书才得以流传。
本书诸方都辑自南宋、金、元宫廷所藏秘、验、良方，实是祖国医药书中的秘籍。这不仅对于保存宋、金、元各代御药院藏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研究了解当时宫廷医学的情况有重要价值。
● 中国最早的方论专著《医方考》
“方论”，顾名思义，就是阐述制方之理。我国方书以公元前168年之前的《五十二病方》为最早。其后有汉代《伤寒论》的113方，《金匮要略》的262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的5300余方，宋代《圣济总录》的20000的余方，明初《普济方》的61739方等等。在方剂数量发展的同时，历代医家开始注意推求制方之理的研究，使“方之有矩，法之有规”。一般来说，明末以前，各医家多致力于方剂的发掘、汇集与考证工作；自明末到清代多注意药物和方剂的使用及理论上的发掘。
我国最早的“方解”、 “方论”由金代医家成无已所创。成无已在其所著《伤寒明理论》(4卷，刊于1156年)中列“药方论”篇，专论方药。虽然仅注《伤寒论》中常用方2l首，但均能指出方剂的“君、臣、佐、使”，引经据典，阐明方理，是为我国最早的“方论”专篇。
其后，至明初医家许宏(1304年--？)撰著《金镜内台方仪》(原书约成于1422年，1794年复经程永培校订)，将《伤寒论》113方归纳为汤、散、丸三类，每方均分汤仪、疑问两部分阐述，前者分析组方之理，后者辨证论治之义，条理清晰，朴实简明。这一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题性“方论”著作。公元1584年著名医家吴鹤皋(1551—1620)撰著《医方考》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方论”专著。
《医方考》共6卷，分72门，附脉诀2卷，载方780余首(实有方564方)。吴氏以证集方，每列一证，先叙病因，再辩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各家名方以释之。书中对方剂的命名、组成药物、适应症、方义、加减应用、禁忌等均有比较深刻的论术，尤其对方剂的配伍意义，阐述更深，这对于后世学习研究方剂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自清以来，方解专著很多。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张路玉的《千金方衍义》、王子接的《古方选注》、吴谦等编的《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记》、吴仪洛的《成方切用》、陈念祖的《时方歌括》与《肘方妙用》等等都是较大影响的方解专著。
此外尚有许多专著中的方论。如张景岳《景岳全书》中的“新方八阵”(新方186首)、“古方八阵”(古方1516首)，唐容川《血证论》卷7、卷8中201方的方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卷5中113方论等。历代著名医家如钱乙、陈自明、李东垣、朱丹溪、王好古、李中梓、喻嘉宫、柯琴、吴瑭等都对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中国最早的本草古籍《万物》
“本草”一名，据赵璞珊氏考证最早见于《汉书·平帝记》，书中说：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 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另外《汉书·楼护传》也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至于我国最早的本草专书，考古界与医界一致认为是《神农本草经》。
据《人民日报》l988年5月11日报道，1977年在我国安徽省阜阳出土了一批简牍，后经揭剥分离，确认其中的《万物》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本草性质的古籍。
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过类似的古籍。70年代甘肃武威县草滩坡曾出土有汉代的医籍，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过医学帛书，江陵汉简中有《脉书》等。但这些都偏重于医方和针灸经络，只有《万物》才属于本草类的药物学古籍。
据考证，《万物》的编纂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抄成。《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认为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它的成书年代在南北朝以后。
● 世界上影响最大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
我国明代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撰著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早创造植物分类法，考订详细的药物学著作。
《本草纲目》的编写所参考书籍甚多。据有人统计他所引据的典籍758种，精读的“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近800多种，时珍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东垣试效方》等古代医书277家；本草学名著84家，引据《说文解字》(许慎)，《字说》(王安石)，《名苑》(司马光)等古今经史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共151家。正如《本草纲目》自序中所载：“渔猎群书，搜罗百氏”。
李时珍为明确药物产地、形态等，他不畏艰苦亲自到各地采访，搜集各种物标本。从公元1552年开始编写，时年35岁，并动员全家人，包括四个儿子，四个孙子，以及他的学生弟子，都参与编写与校订。经过27年的努力，于1578年完成这一部190多万字的巨著初稿，后又经过十年做了三次修改和重编，前后总计40多年，于公元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时珍过世后三年出版。
《本草纲目》是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并吸收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等有关著作的成就，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一部药物学巨著。书中对每种药物的产地、性味、形态、采集方法、炮制过程、药理研究、方剂配合都详加叙述。特别是在药物分类方面，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方法，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顺序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部等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2类。这种以纲挚目，纲举目张的分类方法，在当时世界上是最进步的。书中的植物分类法，对植物学的研究工作有很大贡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造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1735)提出的植物分类法早157年。
《本草纲目》书中已有进化论思想，它关于动物的分类，是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顺序排列的。李时珍已认识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提出某些动物“毛协四时，色合五方”。同时，已知利用生物适应环境的特性，进行人工饲养和改良品种。李时珍又观察到动物的相关变异和突然变异现象，如乌骨鸡的骨、舌皆黑，饲养金鱼的颜色可以突然变化等。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曾引用《本草纲目》的资料。
《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374种为新增药物，有植物1094种，动物性药物443种，矿物性药物355种。附方11096首，插图1160幅。书中还十分重视药理的研究。对一些药物的确实疗效重新作出结论，如指出土茯芩治梅毒，延胡索可止痛，常山有截疟作用，使君子，鹤虱，雷丸有杀虫作用等。同时书中还批判了一些不合理的传说，如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不老，李氏不仅从理论上加以否定，而且指出服食的危害性。又如对“草子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等说法，经过实际观察，都加以改正，指出鱼是鱼子所化，锁阳是一种植物。
李时珍在书中纠正了前人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一药误认二物的南星，虎掌作了更正；把误为兰草的，正为兰花；把误为百合的正为卷丹；天花粉、括萎本是一种植物的块根和果实，过去却绘成两种不同的植物，对此进行了纠正；把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重新分入菜类。《本草纲目》还对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升发、沉淀、烧灼等技术作了阐述。
《本草纲目》书成后不久，于1590年由金陵胡承龙刻印，由王世贞作序，在1596年正式出版而刊行。这是本书的最早刻本。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其后此书屡行再版。如公元1603年《本草纲目》又在江西由夏良心、张鼎思重刻。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钱塘的吴毓昌重新复印。《本草纲目》至今在国内有30多种刻本。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公元1606年时，《本草纲目》即由日本学者林道春首先传入日本，1637年日本的翻印本出版。1783年又有由日本小野兰山译为《本草纲目译说》附注解的日译本出版。1929年日本人白井光太朗按照金陵版，翻译为《国译本草纲目》十五册。本书的问世引起了日本医药界的震动，对于日本植物学和药物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本有关研究'本草纲目'的书就有九种之多，并且编写了许多配图本和袖珍本。一直到今天在日本对于《本草纲目》仍视为珍宝。1647年波兰人卜弥格将《本草纲目》译为《中国植物志》于1657年以拉丁文出版。1735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史地年事政治纪录》中有法文的《本草纲目》数卷，在英国也有两种《本草纲目》英语全译本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本草纲目》在世界上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等八种文字的译本流传。被誉之为'东方医学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还径直把它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是我国十六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全面总结，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医药学家和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是医学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
● 中国本草专著的最早原本《证类本草》
《证类本草》是宋代著名药学家唐慎微(约1056—1093年)所编著的。全书3l卷，共收载药物1746种(各种刊本的数字略有出入)。书中对于药物的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收、炮制、辨析、附方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所附的294幅药图也较精细。1108年(大观二年)刊印时由艾晟补入陈承《本草别说》的内容，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1116年(政和六年)曹孝忠等重行校刊合并为30卷，称为《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159部年(绍兴二十九年)王继光等再次校订增补，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32卷。此后又有多种刊本，书名也有变更，但基本内容没有很大改动。
本书是在掌禹锡的《嘉祐本草》和苏颂的《图经本草》的基础上，收集了民间验方和各家医药名著，如《唐本草》、《蜀本草》、《陈藏器本草》、孟诜《食疗本草》等500余种文献，并采用了《雷公炮炙》中的一些内容，以及经史传说，佛书道藏各书中有关本草学的知识，加以整理编写而成。它内容详博，规模巨大，药物众多，方药并举，较系统的总结了北宋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医药文献，也是我国唯一最早的原本形式流传下来的本草专著。
● 中国现存最早女子撰著的本草专著《本草图谱》
明代女本草学家周祐(号江上女子，江南人，生平不详)与其妹周禧共同用彩色绢绘制成《本草图谱》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唯一的由女本草学家撰著的本草学专著。
《本草图谱》(2册)，书中左为图说，右为彩图。每册卷首仅书“卷之”二字，无序号，当为未完工之稿本。其一记载植物药15种，另一册记载禽类药15种。植物药如有“明州黄药，秦州黄药……”诸名，似参照宋代《经史备急证类本草》转绘，但图形却与之不尽相同。如“江州南烛”为绘制极精确的南天竹图形。诸禽类图精美艳丽，断非录自《经史备急证类本草》一书。该书工笔重彩，刻画精细，为罕见之精品。惜原帙残缺，难窥全豹，但仍不失为本事著作中的一朵奇葩。
● 中国已知最早的一部版刻药物图谱《本草图经》
《本草图经》又名《图经本草》，是北宋嘉右年间(1058一1061年)由政府组织力量编绘的一部大型本草图谱。
《本草图经》编绘时仿照唐《新修本草》撰《图经》时收集资料的办法，在全国开展药物大普查。诏令各地贡献实地写生药图(标本)及解说，药图与标本，解说送至京都汇齐以后，由苏颂等人加以编辑整理，于公元1061年编成。
《本草图经》全书21卷(含目录l卷)，载药780种，包括民间草药l03种。书中对635种药绘制了933幅药图（有的药因产地不同，绘有几种图形)。书中记载了药物的产地、季节、形态、以及鉴别方法等，内容详尽，收罗广泛，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本草学之一。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曾评价此书：“考证详明，颇有发挥。但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失图，或说是图非……”。限于当时条件，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但就其内容来说，仍有较大的科学价值。此书虽已散佚，但其主要内容仍散见于各大巨著，如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唐慎微的《大观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中，可见其内容的重要。从《本草图经》的图解中可以得知，当时贡上的图形有一些彩色的，只是限于彩印条件还不具备，无法表现这些成果。因此，我们看到的全是墨线条图。这是我国既知最早的一部版刻药物图谱。
● 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开宝新详定本草》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 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
《新修本草》是在公元659年由唐代苏敬等20余人编写的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最早的《像罗伦萨药典》(1498年出版)早839年，比2535年颁发的世界医学史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76年，比俄国第一部国家药典(1778年颁行)早1119年，所以有世界第一部药典之称。
原书是卷子本，计21卷。除序例外，以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等分类，共收集药品859种，并注意药物实际形态。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形色，画成图形，另外还加有说明的图经。《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图经的篇幅繁富，超过正文的内容。
在内容方面，《新修本草》也很突出。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鸦片一物就是由波斯地区当贵重药物运进中原的。
由于《新修本草》内容丰富，所以一经问世，立刻四散传播，最旱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过去，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
本书不仅流传广泛，而且流传时间也久。自公元659年开始，直至公元10世纪的中叶(宋代)，这300多年中，日本和我国的医家都把它列为必读之课本。
《新修本草》在宋元祜年间已完全亡佚。我国在1959年重新出版的《新修本草》是根据德清《傅氏纂庐丛书》中影印过来的，这使广大读者可以见到1300多年前唐朝原书的面目，实在是件十分好的事情。
● 中国最早的一部外来药专著
《海药本草》是唐末五代时文学家、本草学家李旬(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所撰著的。李旬，字德润，祖籍波斯。其家以经营香药为主业。香药主要为通过海舶，自国外输入的药品，所以又称海药，李旬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因此他对于一些海舶运载而来的外国药接触的机会较多，对于海药的性质与功用了解的较深刻，故而撰著了《海药本草》。书中对药名释义、药物出处、产地、形态、品质优劣、真伪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等都有记载。
李旬撰著《海药本草》时，曾参考40多种有关书籍，如《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以及山经地志等。其体例乃伤照《新修本草》，不仅补遗了不少以前本草书所未记载的新药，而且对于不少以前本草书记述的药物，补充内容或纠正错误。书中尚有一个明显特点是对香药的记载多达50余种，如有青木香、零陵香、甘松香、茅香、瓶香、丁香、乳头香、安息香、甲香、迷迭香、毕澄茄、红豆蔻、没药等。
《海药本草》原书共6卷，至南宋末年已经亡佚，没有刻本流传。但其所叙述的药物散见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现代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曾自上述书中进行辑录，辑得《海药本草》一本。共辑药物124种。包括玉石部8种，草部38种，木部48种，兽部3种，虫鱼部16种，果部9种，米谷部1种，器用部1种。
《海药本草》记载的绝大多数药物是从海外传入的，或从海外移植至中国南方的药物，其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中国本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 中国最早的痧症专著《痧胀玉衡》
“痧”，据《简明中医大词典》解：又名痧气、痧胀。还指皮肤出现红点如粟，以指循皮肤，稍有阻碍的疹点。
它作为病症名，首见于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而成为专著，则在清代。清康熙十三年（1675年）医家郭志邃（十七世纪中叶）撰著《痧胀玉衡》（3卷）一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痧症专著。
郭氏鉴于当时痧胀病发病多，传变快，治不对症，命在须臾，遂搜集前人有关学术经验，总其大纲，撮其要领，而撰成《痧胀玉衡》一书。上卷列痧胀发蒙论、痧胀要语及痧胀脉法；中卷、下卷结合实际治例、叙述多种痧症，未附备用要方。书成后三年，郭氏从临床实践中意识到“痧之变幻，更有隐伏于别病中者”（见本书续序），又作后卷一卷，补充了不少有痧症的诊治内容。
郭氏对痧气胀塞肠胃、阻塞经路之痧胀有独到见解，指出此病总以攻毒开泄为主，痧在气分者宜刮之，痧在血分者宜刺之，痧在皮肤者宜淬之，痧入脏腑者宜荡涤之。特别是《痧胀玉衡》载录刮痧的方法较详，给后世留下了极宝贵的砭法资料。刮痧疗法，方便易施，治疗一些外感疾病，疗效甚佳，二百多年来在北方城乡流传甚广，是很值得发掘推广的一种用外治法治疗疾病的方法。
● 中国现存最早的梅毒学专著《霉疮秘录》
梅毒又称霉毒，又因形似杨梅，亦称杨梅疮，是性病的一种。国内许多医史书籍都称：明代以前我国医学文献无梅毒记载，明代因海外贸易发达，外国商人来华的日渐增多，大约是在十五世纪或稍前些，由葡萄牙传入中国。
其实，这种“性病”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吕氏春秋恃居览》说：“昔太古……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列子.汤问》中也说：“男女杂游，不媒不娉”。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了原始人类婚姻状况混乱的程度。这种“杂游”状况的存在是产生性病的主要原因。
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方书《五十二病方》已有“蛊者”这一病名。《左传》说：“近女室.疾如蛊“，认为是淫乱之所生也。也就是后来人称的“花柳病”。我国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也有“蛊”字的记载，而且科学工作者证实，在古人的骨上找到了梅毒疾病的痕迹。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性病”自古有之。不过明代以前对此研究论著者甚微，只是到了明代或者稍早些才有人致力于研究。
十六世纪初明代医学家韩懋写出了专治梅毒的《杨梅疮论治方》（1卷），这是我国最早的梅毒学专著，惜已佚失。与韩懋生活在同时期的大药物学家、《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曾说：“杨梅疮是由于“男女淫猥，湿热之邪蕴积既深，遂至相传染。”此病初传，无药可施，致使许多患者“终身废疾”，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或传染妻孥，因而逐渐引起了许多医家的注意。
明崇祯五年（公年1632年）海宁陈司成对杨梅疮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家传治疗经验及各家秘授的基础上，撰著了《霉疮秘录》一书，内分五门，计《总则》7则，《或问》24则，《治验》29则，方法49条，宜忌19条，按经施治，因证立方。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有关梅毒的专书。陈氏指出，此病主要是通过两性交媾传染，妓院是主要传染场所，但其他接触亦可感染。他说“是症也，不独交媾相传，禀薄之人，或入市登圊（厕所），或与患者接谈，偶中毒气，不拘老幼，或即病，或不即病”。当然，梅毒并非是通过空气传染的，但与患者接触多，就难免不受感染。陈氏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梅毒的传染性，不仅可以直接传染，而且可能隔代传染。
在梅毒的治疗上，他大量运用了砷剂和汞剂，如提出用生砒、轻粉、水银、雄黄、朱砂等，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作者还指出了预防梅毒的方法。
陈司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花柳病专家，对梅毒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中国第一部传染病专著《温疫论》
明末杰出医家吴有性（公元1592—1672年？）撰著的《温疫论》是我国最早的温病学专著。
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传染病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
《内经·六元正世纪大论》有“民疬温病”，“温病乃作”等语，这是温病名称的最早记载。《内经·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可见当时祖国医学对温病这种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尽管认识是粗略的，但也是很早的。到了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已涉及到某些温病的辨证治疗问题。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论述了温病34候，并指出其“转相染易”的特点。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亦载有不少防治温病的方剂，如用太乙流金散烧烟薰预防温病，萎蕤汤治疗风温，黑羔方治疗温毒发斑等，但这时对温病的认识治疗尚未脱离伤寒体系。
宋元时期，温病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开始脱离伤寒体系，特别是在治疗上有了一定的突破。金代刘完素提出热病初起不可用辛温解表之法，主张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并且制定双解散，凉隔散等以寒凉性方剂进行治疗，突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元末明初的王安道在《医经溯回集》中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并从理论上说明温病的病理有别于伤寒。
明清两代，温疫频临，为害非浅。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明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姑苏(今江苏吴县)人。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传染病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这时许多医生找不到新的治疗办法，以致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刻苦钻研医学道理，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温疫论》。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不仅对我国传染病病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世界传染病、流行病学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温病的研究，对温病学派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堪称温病学说的奠基者。《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
● 中国最早的暑症专著《伤暑全书》
最早的暑症专著是明代张鹤腾（？—1635年）所撰著的《伤暑全书》。
张鹤腾是明代颖州（今安徽阜阳）人，进士出生。曾任户部陕西司郎中等官职，因曾患暑症，久治才愈。后来发愿搜集历代名医治疗暑症的著述，先后经十余年，于1623年撰成《伤暑全书》，约二万多字，分上下两卷。
《伤暑全书》根据《素问》暑病的理论，较全面地叙述了各种暑症以及和伤暑有关的一些病证和主治方剂。内容丰富，切于实用，是一部治疗暑症的最早专著，对于学习研究暑症有重大贡献。
● 中国最早的痨瘵（结核病）专著《十药神书》
元代著名医学家葛可久（公元1305—1353年），是古长洲（今江苏苏洲）人，世医出身。父亲葛应雷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医生。葛可久仪表奇伟，体力过人，年青时喜好武术，且跟随父亲习业行医，元末之时，已成为名闻南北的名医，尤其对虚痨病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于公元1348年他撰成了《十药神书》（1卷）一书。
《十药神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痨瘵（结核病）专著，书中自序说：“此书得自师传，在吴中治劳症，起死者数千人”。可见它的临床实用价值之大。书中详细阐述了证的分型和方法的分类。判定了十首合理的方剂，分为止血剂，止咳剂、祛痰剂、补养剂等。分别以甲、乙、丙、丁……十天干次序排列。
治疗方剂奇而离于正，大多实用有效，为治疗肺痨病提供了一套可遵循的治疗法则和有效方剂，如甲字十灰散、乙字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等得到后世许多医家的重视，如清代医家叶天士颇能巧妙地应用葛氏十方，并在治疗中屡见奇功。至今这些方剂仍广泛应用于临床。
其后明代尚有些痨瘵方面的专著。如医家龚居中公元1630年著《红炉点雪》，胡慎柔公元1636年著《慎柔五书》，对研究肺痨等病很有价值。汪绮石的《理虚元鉴》（约撰于公元1644年），提出治虚劳“三本”（即与肺、脾、肾三脏有关）和“二统”（即分阴虚和阳虚两种类型）的理论，对虚劳的辩证、审脉、定法处方均有独到之处。
清时还有沈灵犀于公元1875年所撰的《虚劳要则》，现代著名医家秦伯末（公元1901—1970）于公元1920年撰《痨病指南》，以及蔡陆仙于公元1935年撰《虚劳问答》等等这些都是有关虚劳病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结核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中国最早的脾胃病专著《脾胃论》
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1180—1251年），1249年著的《脾胃论》（3卷）一书，是最早的专门论述脾胃病的著作。
书中根据《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观点，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补益脾胃的重要性，这是李氏学术思想的中心。造成脾胃损伤的原因，李杲概括为三条：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并认为这三种因素错综复杂，而精神因素常起先导作用。
在此理论基础上，李氏结合内科杂病的辩证治疗加以阐析。他采取了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也就是分别补上、中、下焦元气而以补脾胃为主的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这就是三焦元气以脾胃为本的理论在治疗上的具体应用。仅就调理脾胃而言，他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除补中益气之法外，还有温胃之法、安胃之法、清胃之法、强胃之法等等，他治疗脾胃病的成功经验，以及书中所创许多方剂，为后世广泛应用，被称为“补土派”的代表人物。
● 中国现存最早的黄疸病专著《点烙三十六黄经》
《点烙三十六黄经》是祖国医学中最早的黄疸病专著。
该书1卷，撰著人不详。据 《郡斋读书后志》认为是唐代著作。本书专门论述用点烙法治疗多种黄疸病证。原书已佚，但其佚文保留下的《太平圣惠方》第55卷中。是学习研究治疗黄疸病的重要参考书籍。
● 中国免疫疗法的最早记载
免疫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免疫类方》，但对免疫的意义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已有一定的认识。《内经》中曾提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等论点。古人认为疾病是人体正气同病邪这一对矛盾斗争的过程，在这一对矛盾中正气的强弱直接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转归；并进而提出扶正祛邪这一基本治则，其影响至为深远。
如果说“邪”是人体内外环境中多种致病因子的总称，则“真气”或“正气”就概括了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因而以“扶正祛邪”原则拟定的具体方药，就可能作用于免疫系统，发挥对免疫性疾病的防治作用。
公元四世纪晋代葛洪（公元284—363年）所撰《时后备急方·卷七》曾记载：“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以狂犬脑组织敷伤口预防狂犬病的发生，这不仅是关于免疫疗法的世界最早记录，而且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免疫法的先驱。这比十九世纪微生物奠基人法国科学巴斯德（L.pastouy公元1822—1895年）关于狂犬脑中有抗狂犬病物质的发现要早一千多年。
● 中国最早的霍乱病专著——《霍乱病》
清代著名医家王世雄（1808—1868年）是我国近代影响较大的温病学家之一，一生著述很多，其温病代表作是《温热经纬》（1852年）一书。他不仅对温热病有较深入的研究，而且鉴于当时霍乱病流行，死亡者甚多的情况，于1838年他31岁时著成了《霍乱论》一书。这是以霍乱命名的最早的霍乱病专著。
《霍乱病》2卷，上卷论病情及防治法。在病因、病源方面，他认为霍乱的流行与五运六气、地理环境、居住条件、水质污染等有关。在辨证方面细致入微，王氏主张把霍乱分成热症和寒症两大类，便于提纲挈领对症治疗。下卷引述历代名医及王氏个人有关霍乱的临症医案，并介绍了霍乱常用药物的药性和若干治疗方剂的适应症。治疗深中肯綮，是一部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专著，他所制定的一些处方颇为后世所宗。
其后晚清医家徐子默撰有《吊脚痧方论》一书（1860年刊行），也是一本流传较广的霍乱症专著。
● 中国最早诊治肝病的专著《西溪书屋夜活录》
中医对肝的认识，早在《内经》中就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以后的《千金方》、《中藏经》等著作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到了金元时代，朱丹溪提出：“主疏泄者肝也”，把肝脏看作是机体运行气血和新陈代谢的重要脏器，对肝的生理有了新的见解。明清以后，随着温病学的崛起，对肝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其中最杰出的当推清代著名医家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年），他所著《西溪书屋夜活录》专门论治肝病。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而详细论治肝病的著作。
王氏采撷了诸家有关肝病论述之长，并参以已意，把肝病归纳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类，然后分别进行论述。推陈出新地提出了疏肝、柔肝、缓肝、泻肝、抑肝、熄肝、养肝、温肝、化肝、清肝、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等治肝三十法，命名治肝方法更趋全面，可谓融历代医家治肝之法为一炉。为肝病的专科治疗树立了楷模。
王氏不愧是祖国医学界上治肝的大家。可惜的是，该书从其体例来推敲，似有残缺不全之处，故周镇谨在书后跋曰：“此篇说理精当，想原书卷佚必多，不仅此一篇也”。其说自有所见，而非泛泛之论。
● 中国最早专门论述时令疾病的著作《时病论》
清代医学家雷丰（1833—1888年）所著的《时病论》（1882年）一书，是最早的专门论述时令疾病的著作。
《时病论》（一卷）以《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阂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的理论，首先分述春天的春温、风温、伤风等；夏天的泄泻、痢疾、中暑等；秋天的疟疾、湿温、秋燥等；冬天的咳嗽、伤寒、冬温等各种时令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特点以及立法依据，
次列作者自拟的治疗“诸法”和常用成方，最后，附以自己的临证验案，作为印证。本书理论联系实际比较密切，作者所拟的一些治法，都是从自己多年临床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方法切实可有，疗效较高，向为近世家所推崇和应用。是一本学习研究时令病很有价值的著作。
● 中国最早的血证专著《血证论》
清代著名医家唐宗海（1862—1918年）所著《血证论》8卷（1884年），是最早的论治血证的专著。
唐氏在《内经》、《难经》、张仲景之书的启示下，对血上干、血外渗、血下泄、血中瘀证及失血兼见诸症的170余种血证的辩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论点和治医经验。
他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两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以此为纲，对水火气血相互资生的关系，以及与脏腑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十分重视“去瘀血”，强调“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在瘀血的辨证方面，他揭示了“血块为瘀、清血非瘀，黑色为瘀，鲜血非瘀”旧说的局限，提出：“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的观点，这对正确认识和治疗血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在治疗方面提出了“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的四大法则。列方200余首，用药颇有独到之处，至今仍为许多医家所遵循。
本书原收入《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由于科学的发展，书中某些病证的论述今天看来也有不尽合临床之处。
● 中国现存最早治疗鼠疫的专著《鼠疫约编》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大约在十二到十六世纪先后由海舶传入我国，经广东蔓延到南北各省，十七到十九世纪时一直没间断，由于它危害甚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许多医家对鼠疫这一病证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十九世纪末清代医家吴子存撰著了《治鼠疫法》一书，专论鼠疫治法。这是我国最早的治疗鼠疫的专著，后经吴氏友人罗芷园增辑，改名为《鼠疫汇编》，惜原书已佚。现存最早的治疗鼠疫的专著是清末医家郑肖岩辑撰的《鼠疫约编》。
《鼠疫约编》成书于1901年，本书根据《鼠疫汇编》删去其繁复及不切于实用的部分，并调整其编次，订为8卷。书中介绍了鼠疫的预防，辩证及治法，并附医案及验方，对于鼠疫的防治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书中也存在某些荒诞不经的观点。本书被收入《珍本医书集成》中。
● 中国现存最早的麻风病专著《解围元数》
明清之际，我国医家在研究传染病方面颇有成就，就防治麻风病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专著，其中现存最早最著名的首推沈之问撰写的《解围元数》一书。
麻风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古称“疠”，又叫“风癞”，患者痛苦万状，很难痊愈，历代医家视为畏途。1975年湖北出土的秦简中曾提到“疠迁所”，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几百年已经认识到麻风病具有传染性，并对麻风病患者实行了隔离。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此病有过详尽的描述：“……身体遍痒，搔之生疮……顽如钱大……锥刺不痛……眉睫隋落，鼻柱崩倒……肢体堕落。”但有论而无方。唐宋时也曾设置“厉人坊”，专门收治麻风病人。据说孙思邈诊过此类患者数百人，得免于死者仅二人。元代朱丹溪医治五人，只有一名妇女脱脸，但明以前很少出现过研究麻风的专书。明代沈之问于公元1550年所著《解围元数》，是我国防治麻风病的最早著名的专著。
沈氏祖传三代专攻麻风，祖父沈怡梅曾在福建、河北等地收集治疗麻风秘方，其父沈艾轩又搜集补充，沈之问更是悉心钻研，博收广求，诚恳地向一切内行人请教。“每遇知风者，即礼币款迎，研究讨论”，“苟得一言善法，即珍而笔之。”通过总结麻风病诊治经验，结合临症体会，撰成《解围元数》一书。书中较详细叙述了麻风病的预防辨证和治疗，把自己的全部经验毫无保留的介绍出来。全书4卷，列举249个药方，供按证选用。特别是介绍了大枫子油治疗麻风病的效用，纠正了多服大枫子造成失明的偏见。后来此方传至印度、英国等地，经临床研究证明，确有疗效。明代医家薛巳《疠疡机要》一书也是治疗麻风病的专书。
● 中国最早发明黄疸病尿诊法专著《必效方》
唐·王焘著《外台秘要》中引《必效方》“阴黄”条云：“每夜小便里浸少许白帛片，各书记日（每天记录），色渐退日，则差（指病愈）”。这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黄疸病尿诊法的最早记载。
这些记载还可使我们知道最迟在唐代已经有了书写病案日记的护理制度，还是我国有病案日记的最早记载，也证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尿物理检验。
● 中国现存最早的脚气病专书《脚气病治法总要》
祖国医学对脚气病的认识是很早的，在《内经》中已有涉猎。到隋代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十三最早而又比较全面地专篇对脚气病进行了论述。认为脚气病的病源“皆由感风毒所致”。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也是复杂的，“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还告诫：此病不同于一般疾病，应该及早发现，从速治疗。
对于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给以治疗和服用“续命汤”、“越婢加术汤”、“竹沥汤”、“风引汤”等等。而且指出此病好发于“地势低下、风湿较重”的江东岭南等地。
稍后唐孙思邈也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论述了脚气病，明确指出脚气病主要是由于缺乏营养所致，该书列有南北朝以来深师等有名医家八十余方，对当时各种脚气病的治疗方法记载相当详尽，其中包括用简而易得含有大量维生素b的谷白皮等治疗脚气病。唐医家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中，其中有关脚气病的内容占全书的十分之一，竟用两卷的篇幅加以讨论，对本病的历史、症状、治疗、预防作了详细论述。这表明四世纪人口南迁后脚气病多发的情况，书中收录了许多民间治疗脚气病的偏验方药如羊乳、大豆等。
其后不少医家也对脚气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到北宋时著名医家董汲（十一世纪末）撰《脚气病治法总要》（2卷）专著论治脚气病。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脚气病专书。
《脚气病治法总要》原书1卷，已佚。今存者为编《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析为2卷。该书广泛收集了自《内经》以来唐、宋医书、诸家本草、方书中有关脚气病的论述的方药内容，对脚气病（也包括下肢关节炎一类的病）的病因、发病、治疗都有新的见解。按征象、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总结，书中附内服及外用方46首，并附若干医案。是一部研究脚气病的重要著作。
● 中国现存最早的治疗消渴病专著《疗消渴众方》
魏晋南北朝期间，我国医学方书非常盛行。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医家谢南郡就著《疗消渴众方》，当是最早的治疗消渴病的专著，惜不见传。
隋代时巢元方等著的《诸病源候论》关于“消渴候”的记载说：“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有病口甘者……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可见当时对消渴病的认识极为鲜明准确，其后许多医家，也多有论述，到金时著名医家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著《三消论》，专门论治消渴病。这是现存最早的治疗消渴病的专著。本书对于消渴的病因，辨证及治法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对于治疗消渴病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清代医家周学海根据刘氏后裔所藏钞本将其收入《周氏医学丛书》
（公元1884年刊行）中，并为之作注。
● 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以内科命名的医书《内科摘要》
明代著名医学家薛已（约公元1486—1558年）世医出身，父亲薛铠曾任职太医院。他本人任过御医和太医院使，著述很多，其所著的《内科摘要》为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著。
《内科摘要》2卷，为薛氏治疗内科杂病医案。全书主要列内科亏损病证21种，计200余案。论述病因、病机、遗方用药，以及预后或误治等。强调人体真阳不足是经常现象。因此“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补真阳真阴，以资化源”之法就为基本的治疗方向。书中辨析深刻，文字精炼，对于治疗内科亏损病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清代医学家程国彭最早归纳治病八法
中药治疗疾病的方法，早在《内经》中已有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即用汗法治疗邪在表的方法。至汉代张仲景著《伤寒论》，治病八法已初具规模，但论述不详。其后一千七百多年来众多医家尽管在临证实际中应用各法治疗疾病，但也未有明确系统地论述。到清代著名医家程国彭（公元1662-1735年）在他所著《医学心悟》（公元1732年）中才最早归纳治病八法，书中说：“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程氏明确系统提出和论述治病八法，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断学的发展，为后世诊断学自成体系作出了贡献。
程氏的“治病八法”，为后世广大医学家所广泛采用，它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如日本丹波元坚所著《皇汉医学丛书.药治通义》中就有五处整段地引用了程氏的“治病八法”。
程氏不仅最早归纳了治疗八法，而且创制了许多著名方剂，如程氏柴葛解肌汤、月华丸、启膈散、贝母瓜萎散、止嗽散、半夏白术天麻汤、消瘰丸、透浓散等等，至今仍为临床采用。
● 世界上最早用图象表示脉搏跳动情况的记载
南宋时“疫疬盛行”，许多患者被误治，“悉殒于非命”，而一般医生又分不清脉象和病症。鉴于这种情况，南宋医学家施发（约公元1190-？）取《灵枢》、《素问》、《甲乙经》、《难经》及诸家方脉书用之有验者，并总结自己察脉的经验而撰著《察病指南》三卷，内容以脉诊为主，旁及听声、察色、考味等诊法，特别是书中绘制脉图三十三种，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施发把脉搏跳动的情况绘制成图谱，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探索，在世界上创造了以图示脉的先例。欧洲直到1860年，才由法国人马瑞（E.U.Marey）发明脉搏描记器开始以科学仪器记录脉形。而施发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开始了这种研究，是创制脉象图的第一人。
●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成套彩色医药教学挂图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成套彩色医药教学挂图是我国藏医的一套医药挂图，原画79幅。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藏族医学家宇妥善.云旦贡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著成《四部医典》（藏名《居悉》）。全书分根本医典、论说医典、秘诀医典、后续医典四部分，24万字，156章，对藏族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有较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藏族医学的理论基础。是现存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十五世纪以后，藏医开始形成南北两个学派，他们根据《四部医典》关于人体解剖测量的论述，绘制了两派风格不同的医药挂图。
公元十七世纪时，西藏地方当局鉴于南北医学学派的学术见解不同，对藏医药曾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工作。在德西.桑吉加措主持下，首先是编写了一部《四部医典蓝琉璃》，对《四部医典》进行全面整理和注释。
其次，西藏地方当局还依据十七世纪初舒卡.罗朱介布校阅的《四部医典》最早刊本《札当居悉》，并收集了各地药物标本，由医学家兼名画家洛札.丁津罗布于公元1704年绘成医药挂图79幅，如有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尿诊图等。挂图形象地说明藏医藏药学的基本理论，人体解剖构造，病因症状，诊断治疗，药物种类，饮食起居等内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成套彩色医药教学挂图。
● 中国医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最早出现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起源于殷周之际，原是“阴阳”、“五行”两个学说，到战国时期由阴阳家把二者统一到一起，成为一种影响广大的哲学思想，为各门科学所运用。医家把它引进《内经》，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功能活动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阴阳的概念起源很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最初，是指日光向背而言，即向着日光，太阳照射的地方叫做阳；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叫做阴。《说文》：“阴，暗也。”“阳，明也。”可证。又《诗.公刘》：“既景乃岗，相其阴阳”。在山岗上观察日影，以定山阴山阳，诸多先秦文献中对阴阳都有些记载，但论述最精深的要算《周易》。《庄子》：“《易》以道阴阳”。《周易》的内容就是讲阴阳的道理。可见阴阳学说，渊源《周易》。虽然《周易》中没有“阴”“阳”两字，但已有阴阳对立双方的概念。《周易》中的“一”“一一”两个符号，后来称为“阳爻”和“阴爻”。阴阳一词的出现，则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上》，书中记载公元前八世纪西周末年伯阳父曾用阴阳解释地震，他说：“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又如《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0年）记载，秦国的著名医生医和在阐述病因时指出：“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再如《管子》一书也用阴阳说明某些自然现象：“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战国时期的荀况也讲过阴阳。到撰写《内经》时，文中已大量吸收。
《周易》、《易传》以及诸子的辨证法思想及当时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农学等成就，使之与医学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尤其是在论述阴阳的基本概念和阴阳相反相成的基本规律方面，广泛联系自然界和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许多征象加以具体论证。这就是“阴阳”的最早出现和阴阳与祖国医学的最早结合。
“五行学说”起源也是很早的，据甲骨文卜辞所载的情况可知，滥觞于殷周时代的五方观念就是五行学说的最早萌芽。继此之后，西周末年，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春秋时宋国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五材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原料。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五方说、五材说已经有了最早整体观念的萌芽，表现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其后的《尚书.洪范》则最早明确提出五行这一概念，书中写道，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火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到《内经》的出现已经把“五行”知识比较熟练地运用到医学方面。借以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内部以及与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指导临床实践。如整体观念、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等等，这些对于疾病的认识、预防、诊断和治疗起到到了一定的作用。
● 中国最早比较系统的诊断学专著《四诊抉微》
“望”、“闻”、“问”、“切”四诊法是祖国医学独特的内容。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的殷代就有“疾齿”、“龋”、“疾言”、“疾育”、“疾首”、“疾足”等十几种病名了。其中如“龋”就是表现在牙齿方面的疾病，它是通过望诊的方法，才能得知；“疾言”则是表现在言语方面的疾患，只有运用“闻”（古称听声）诊，才能得知；“疾首”是表现在头部的疾患，如头痛、头眩，这只有通过“问”诊，才可得知；至于“切”诊，起于何时，虽无从稽考，但《周礼》中已有关于切脉可以观察内脏病变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载：“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还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以上可以说明“四诊”最迟在扁鹊生活的时代，或者更早些已初具规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已有《脉法》，《内经》中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等记载，《伤寒论》中把望、闻、问、切“四诊”与“八纲”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了辨证论治疗的理论体系。
西晋时王叔和撰《脉经》，宋代崔嘉彦曾撰《脉抉》专论切诊。明代，医家张三锡撰《医学六要》，其中有四诊法一卷，卷中内容偏重切脉，尚谈及望、闻、问三诊。到清代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出现了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诊断学专著——《四诊抉微》。
《四诊抉微》是清代医学家林之翰所著，全书共8卷，作者以《内经》色脉并重为据，抉取清代以前有关四诊名著的精微编纂而成。书中系统讨论望、闻、问、切四诊法，指出四诊法在临床上不但同样重要，而且互有关系，论述既不偏重于切诊，也不忽略于望、闻、问三诊。并附有小儿“指纹”和“虎口”的特殊观察方法。所论四诊法，多能结合病理说明原因，结合诊断介绍治疗。紧要处编为四言诀，便于初学者诵记，是一本切合实用、影响较大的诊断学专著。
● 中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褚氏遗书》
我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是南齐.褚澄（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遗书》（一卷）。
该书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萧渊序所记载，《褚氏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全书分十篇，即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总计二千六百二十字。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犹千古之龟鉴”。
《褚氏遗书》最早论述了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和循行路线。如《本气》篇说：“天地之气，周于一年；人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阴阳之气的流行情况：“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脑，横过右脑、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则又入子中矣；阴气以午中自右手心通右肩、右臂，横过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肾、右足、右肋，则入午中矣。”《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但尚没有明确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循行路线，历代医籍也未见记载。
在祖国医学史上，本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论。《受形》篇说：“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易经》而见诸医籍者，当首推此。本篇中还提出了由于“阴阳均至”形成“非男非女之身”的理论，这不仅在祖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最早的。
《褚氏遗书.津润》篇还说：“咳血......饮溲溺（即小便）则百不一死。”这是医籍中用小便治疗肺结核咯血的最早记载。现代《中国动物药》一书也肯定了小便有“治肺结核咯血”的作用。诸如辩证施治，提倡晚婚，对人类有遗传现象的认识，预防传染病的论述，以及提出不同于一般的寸、关、尺三部划分五脏的方法都是十分精湛的，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由于《褚氏遗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如《千金方》、《女科百问》、《伤寒九十论》、《养身篡要》、《妇人良方》、《丹溪心法》、《续医说》、《证治准绳》、《景岳全书》、《万氏妇人科》、《广嗣纪要》、《慎柔五书》、《折肱漫录》、《友渔斋医话》、《医宗金鉴》等书都有引述。不仅如此，《褚氏遗书》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延宝元年（公元1673年），《褚氏遗书》（明.胡文焕校本）已传到日本。当时，吉田四郎进行了翻刻，并收入《内阁文库图书》中。时隔六年，又重印收入《杏雨书屋图书》
及《续中国医学书目》中，并且还有手抄本。《褚氏遗书》也同样受到了日本大朴学家、医学家们的重视，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和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都作了收录。
● 中国最早的病因学说——“六气致病说”
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是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据《左传》记载：公元541年，秦国名医医和（公元前六世纪）为晋平公诊病，他认为晦淫过度可以使人发生内热盅惑之疾，而不是鬼神降灾。
他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理论，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说明：第一，四时、五节、六气等变化已被看作重要病因；第二，五味、五声、五色等医学概念已初形成；第三，五行学说已经实际应用于医学；第四，六淫为病的观点，是后世病因学说的发源。“六气致病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以后演变为《内经》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说。
● 中国现存最早的藏医文献《医学大全》
藏族医学历史悠久，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分，但它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藏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唐太宗为加强汉藏两族的关系，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曾携带多种医书，后经医家马哈德哇（一作大天和尚）和其他医家共同编译为藏文《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这是藏医学史上最古最早的医学文献，可惜该书已佚。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大批医书，由汉族医生马亚纳（藏文译音）和藏族翻译家别鲁扎纳等两族医生共同编译成《月王药珍》（藏名《门杰代维加布》）。这是现存最早的藏族医学文献。这部书记载了人体生理解剖知识、脉象、自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等。
它受汉族医学影响是很明显的。如：“阴阳五行”、“五行生克”的医学理论，以及将疾病分为“寒证”与“热证”并运用寒药治热、温药治寒的中医治疗原则。再如关于切脉方法和部位也与汉族医学大体相同。
在疾病证候方面记载有雪盲、天花、炭疽、心脏震颤、心脏位置不正等。还载有导尿、灌肠、放腹水、针拨白内障以及骨折外伤的夹板治疗技术。药物方面，全书记载达300多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药物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特产药物，诸如船形乌头、囊距翠雀、喜马拉雅紫茉莉、乌奴龙胆等。它反映了藏族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显示了祖国医学和藏族医学的渊源关系。
● 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宋代的“官药局”
创建于我国宋代(1076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第一个“官药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当时叫做“熟药所”，也称“卖药所”。
“官药局”由政府经营，主要出售丸、散、膏、丹等中成药。由于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特点，深受广大医生和病人的欢迎。因此，这种“卖药所”发展很快，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州县，甚至边疆镇寨。如淮南、淮西、襄阳、四川、陕西地均有设立。“卖药所”的名称也相继改为“医药惠民局”、“医药和剂局”。
宋代“官药局”的组织机构是相当完整的，设有专门人员来监督成药的制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及检验，以保证药品的质量。此外，还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炮制配伍的研究工作，在总结前人制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制药方法和技术，使宋代配制中成药的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当时的药局内，还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有急病不立即卖药材，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即时毁弃等等。
宋代“官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所创制的许多有名中成药，诸如苏合香丸、紫雪丹、至宝丹等，经过700多年的医疗实践检验，迄今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 世界最早的医学校——唐“太医署”
古代医疗机构名。我国早在西晋时期就设有医政管理兼医疗的机构-医署。北魏因袭西晋医署不改，而刘宋稍易其名为太医署，因此，太医署之名从南北朝刘宋始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太署（包括医署）是全国最高的医政管理及医疗保健机构。医署在西晋时隶属宗正，东晋及南朝各代，太医署隶属门下省，相沿二百多年。北齐时改革医政，创立了太常寺管理太医署、门下省管理尚药局的分管体制。太医署在隋唐时尤其是教学功能不断加强，已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校。隋唐时太医署属太常寺，在校师生达300多人，由医学、药学、行政三部分人员组成。医学教育分为：医、针、按摩、咒禁，其中医又分为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各科的课程安排、考试制度、升、降、留、退等都有一定规范。教师职称有博士、助教、师、工等之不同。北宋初袭太医署制，但不以医学教育为主要职能。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太医署改名为太医局；医学教育功能逐步恢复。太医署之名称从此之后不复沿用。金、元、明、清时期，医政管理兼医疗机关名改称太医院。
● 中国最早的医学协会
我国最早的理学协会是明代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
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经六书》中“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记载：顺天府(即今北京) 的医家徐春甫等，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高岩在序言中写道“此某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立成宅仁之会”。可见该医学协会是由客居顺天府的医家们组成的。据载该会成员46人。如有徐春甫、汪宦 (著有《医学质疑》、《统属诊法》)、巴应奎(撰《伤寒明理补论》)、支秉中(撰《痘疹玄机》等书)等，都是当时的名医。
“宅仁学会”创立的宗旨，主要可归纳为：①探讨医药学术，如研究《内经》、张仲景及其他医家学说等；②交流医疗技能，提高医疗技术；③注重医德修养，要求会员“深戒徇私谋利之弊”，“要克己行仁”；④促进成员之间“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 (引文均见高岩序)。
“宅仁医会”还制订协会条款22条，即：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
该医会宗旨和对会员的要求，表明它确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研究协会。
● 世界最早舌诊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
诊断学著作。简称《伤寒金镜录》。元·杜清碧撰于1341年。世传较早的刊本为明·薛己所传，后再刻于《摄生众妙方》卷下，清·王琢崖复刻于《医林指月》中，并有其它袖珍本多种。其中以《摄生众妙方》刻本为精，讹误较少。
全书叙述三十六舌，并附简图，每种病理舌均记载其所主证候，并介绍这些证候的治法和方药，或辨明类似证的轻重缓急、寒热虚实。不仅能辨伤寒外感病的传变，对于杂症、内伤病的虚实，亦可从此类推。此书是现存较早的舌诊专著，以其图文并茂，故对后世影响较大。此书后经重订，现有明、清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 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
中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是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成书于公元1247年，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司法检验书，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意大利费德罗（Fortunato Fedele）著，刊于1598年，要早350余年。后来传到海外，有英、法、荷、德、朝鲜、日本、俄文等译本。
中国的法医学有很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执行法医检验。汉代蔡邕解释礼记月令中认为，其损害在皮肤部份的叫伤，在血肉部份的叫创，在筋骨部份的叫折。可是在宋以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医专著。宋慈出身于福建建阳的一个官僚家庭，曾四次担任高级刑法官。他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许多行政司法经验，并参考了很多有关文献才写成了此书。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宋代关于验尸的法令；验尸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古代的交通事故，高温致死，中毒，病死与猝死，尸体发掘等，涉及到法医病理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其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条件；勒死的特征及与自缢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前死后伤及自杀、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
此书系统总结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是一部系统指导尸体外表检验的法医学。在世界法医学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是古代法医学的代表作。自《洗冤集录》以后，陆续出版的法医学著作有《平冤录》、《无冤录》、《洗冤捷录》、《洗冤法录》、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等几十种，不论哪一部著作，其中心内容都离不开《洗冤集录》。因此本书成为后世所传诸书的祖本，在中国法医学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医学尸体检验的指导书籍，其内容流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直到19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体检验的依据，成为亚洲古代法医学的代表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中国最先用狂犬脑敷治狂犬咬伤——《肘后救卒方》
中医治疗学专著。8卷，70篇。东晋葛洪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
系作者将其原著《玉函方》（共100卷），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经梁代陶弘景增补录方101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代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
该书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葛洪在《肘后救卒方》中最先用狂犬脑敷治狂犬咬伤，比法国巴斯德发现狂犬脑中有抗狂犬病物质早一千多年。
该书今有明、清版本10余种。1949年后有影印本和排印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
在我国医学历史上著名的小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字仲阳，北宋末年东平郡(今山东郓城县)人。他的生卒年限，以前一直没有作过详细考证。他的学术思想及流传到现在的一部《小儿药证直诀》，对祖国医学中的儿科学贡献很大。
钱乙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生卒年限考
有5篇材料可以充分说明钱乙的生平事迹并考证他的生卒年限，这5篇材料是：宋代刘跂写的《钱仲阳传》；《宋史·方技》记载的钱乙传；钱乙自己曾经为当时一位儿科医家董及之的著作《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写的跋言；钱乙的学生阎季忠(又作孝忠)在辑成《小儿药证直诀》时写的序文；以及《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上有关钱乙的记载（图为钱乙）。
刘跂的《钱仲阳传》和《宋史·方技》记载的钱乙传，内容文词大致相同。说是钱乙的父亲擅长医术，而有饮酒的嗜好并且喜欢到处旅游。当钱乙3岁的时候，他父亲到东海地区游览，竟然一去不返，母亲又去世，年幼的钱乙就寄养在他的姑母吕氏家中。钱乙年龄稍为长大时，跟随吕氏学医，30多岁的时候，他把父亲寻了回来，又过了7年，父亲也去世了，那时的钱乙已是40岁左右的人，他以一部名叫《颅囱方》的小儿科书籍在山东行医，声望很大，到了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由于给统治者宋神宗的子女治病有功，被任命为翰林医宫，继而又提升为太医丞。并说他享年82。
元丰年间，也就是刘跂得中进士的时候，他能为钱乙写传，而说仲阳享年82岁，那末钱乙卒于刘跂之先，这就没有疑问，而刘跂是卒于政和末年(公元1117年)，所以钱乙的卒年就不会在公元1117年了。至于《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上说：'乙在宣和间以巫方氏颅囱经治小儿，甚著于时'，考宣和间是在公元1119一1195年，那时钱乙已经去世，这就是显然的错误了。再根据钱乙自己写的文章，他给董及之的著作写跋言时说，自己'专一为业，垂四十年'，当时是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再以阎季忠辑《小儿药证直诀》时写的序文中所说，由于幼年多病，屡经钱仲阳治愈，阎季忠说：“余五、六岁时病惊疳……皆仲阳拯之良愈，是时仲阳年尚少，不肯轻传其书，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耳。大观初……而仲阳老矣，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盖晚年所得益妙”。阎氏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写这篇序文的，说明了阎季忠幼年患病时由钱乙治愈，而钱乙当时还在少年，犹未成名，到了大观初年(公元l107年)，仲阳已老，复指出后六年又得杂方，是仲阳晚年的医方，因此知道公元1113年该是钱乙的卒年，同时也可以把阎氏说的'后六年又得杂方'，是指公元1113年钱乙去世后六年，又得杂方，从而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阎季忠以晚辈的身份辑成《小儿药证直诀》刊行，并写出序文。于是根据钱乙享年82来推算，他的生卒年限就可以肯定为公元1032-1113年。更可以说明钱乙在40岁左右“始以颅囱方著山东”，50岁左右(元丰中)为治愈统治者神宗的子女有功而为翰林医官，继则提升为太医丞，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钱乙给董及之的著作写跋言时，已经62岁，所以他说“专一为业，垂四十年”，正因为钱乙在20多岁(年尚少)已经开业行医，而真正成名则在40左右以后的事。
《小儿药证直诀》在儿科学上的贡献
《小儿药证直诀》的辑成，正是由于阎季忠对钱乙在学术上的崇拜，何况自己幼年多病，都是钱乙为之治愈，早已有心收集钱氏方药，终于在宣和元年以晚辈的姿态，完成这部著作，这是按照钱乙的丰富临床经验加以整理、总结，全书一共三卷。上卷记载了对小儿疾病的诊断方法，所谓“脉证治法”，除了提出简要的脉法外，指出钱氏特别重视“望诊”，正因为小儿患病时“医为持脉，又多惊啼而不得其审”，小儿的机体还是“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不常”，而且“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这些对辨证论治就有它的特殊之处。何况幼小儿童还不能语言，即使能语言的儿童，亦往往是词不达意。中卷是“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是我国有名的古代小儿科病历，记载了儿科的常见病和传染病，描写了23种病证的生理和病理现象。下卷记载了“诸方”，这是钱乙在临床实践中创制的很多方剂(图为《小儿药证直诀》书影)。
如《小儿药证直诀》中卷里面对麻疹的记载：“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顿闷，乍凉乍热，咳嗽嚏喷，手足梢冷，夜卧惊悸，多睡，并疮疹证，此天行之病也”。又描写一例百日咳的记载：“杜氏有子五岁，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气，又时长出气”。而且钱乙是提出“惊风”名词的第一人，他以“心主惊，肝主风”立论，根据临床的表现，把惊风分为急、慢两种，认为急惊风是“本因热生于心，身热面赤引饮，口中气热，大小便黄赤，剧则搐也，盖热甚则风生，风属肝，此阳盛阴虚也”；认为慢惊风是“因病后或吐泻，脾胃虚损，遍身冷，口鼻气出亦冷，手足时瘈疭(qlz6ng抽动)，昏睡，睡露睛，此无阳也”。从此，后世儿科医家对惊风的病因病理，都循着钱氏的立论。《小儿药证直诀》下卷里面所载的“诸方”正是钱乙创制了多种疗效可靠的方剂，如治疗肺热、咳嗽、气喘的“泻白散”和清心火，利小便的“导赤散”以及治疗脾虚腹泻的“白术散”等，直到现在还常被医家所采用。所以，我国医学历史上出现了小儿科专家，应该说是从钱乙开始。阎季忠在辑成《小儿药证直诀》时，还在书后附写了《阎氏小儿方论》。他说，由于家里的孩子多病，用钱氏的方药，取效如神，于是再进一步研究各种方法，很有心得，比如小儿的惊风、疳积等病证，又补充了钱乙尚未完备的地方。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的最后，还附录了董及之的著作《小小斑疹备急方论》，这是一部讨论小儿天花的专书，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钱乙曾为这部书写了跋言，说是“及之出方一帐示予，予开卷而惊叹……深嘉及之少年艺术之精”，认为董及之是一位学术精湛的青年医家而表示钦佩。可见钱氏并不因为自己“专一为业，垂四十年”，已经是年高望重的“翰林医宫太医丞”而骄，还是积极鼓励青年后辈，这是有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
● 中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书《刘涓子鬼遗方》
外科专著。十卷。晋末·刘涓子撰，因托名“黄父鬼”所遗而得名。宋代以后存有两种残本。其一为题《刘涓子鬼遗方》的五卷本，流传较广，系南齐·龚庆宣重新整理而成者。即宋刻五卷本，至今犹存。其卷一论痈疽病因，各种痈疽的鉴别；卷二述金疮外伤治法；卷三为痈疽、发背及妇人妒乳、乳结肿等病的治法；卷四为黄父痈疽论及痈疽治方；卷五除痈疽方外，尚有疥癣、面（疒^查）、发颓、妇人乳肿、瘭疽、小儿头疮、热毒，以及竹木刺伤，火伤……等药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两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刘涓子鬼遗方》的佚文。其二为题《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的一卷本，内容主要是痈疽证治。此外，1902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刘涓子方》残叶二纸，是本书的一种早期传本内容。本书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书，较全面地总结了晋以前的外科学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49年后有影印本五卷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伤科学专书《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我国现存最早的、很有科学价值的伤科专书是唐代蔺道入所著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成书于公元841—846年。从书的序文中可了解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
原来唐朝年间有一道人在结草庵居住；已有一百四、五十岁的高龄，但还精力充沛，常与彭老翁往来。有一天彭家的儿子，因砍柴从树上跌下而致颈部骨折，臂肱处挫伤，非常疼痛，呻吟不绝。道人听到后就命人买了几种药亲自配制，给他吃。不一会，疼痛即止，几天之后就完全病愈。从此乡人才知道这位道士会治病，都来请求治疗。道人十分讨厌这些人来打扰他，于是就把方剂授予彭老翁，并闭门不接见任何人，还是照常与彭老翁二人吃酒高歌，不久就仙逝而去。从歌中才知此人姓蔺，因此把他留下的方剂取名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全书共有医治口诀24条，治伤并方20条。书中提出了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指出要注意关节活动，对开放性骨折则主张快刀扩创，避免感染；对肩关节脱臼己能采取用“椅背复位法”。这也是世界正骨学之首创。
至公元1343年，元·危亦林吊悬复位法成功，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英国人达维在1927年才提出吊悬复位法，比危氏法晚近600年。现代临床所用之整复陈旧性关节脱臼的“改良危氏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还记载有内服诸法，奠定了伤科用药的理论基础。
● 中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
《经效产宝》，又名《产宝》，成书于847-852年间。
此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作者集唐代以前诸家关于胎产的论述，兼收民间验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著成此书。
《产宝》3卷，分52篇，371方。上卷论述养胎、保胎、安胎、食忌、恶阻、胎动不安、漏胞下血、身肿腹胀以及难产诸疾，特别对横产、倒产作重点介绍。中下卷论述产科各种疾病的治疗与方剂共25篇。
本书围绕妊娠、分娩、产后等病证详论证治。每类证型先列医论，后述方药；治疗上重视调理气血，补益脾肾，对血晕的急救措施符合实际，且简便易行。
该书保留了唐以前产科方面的经验方药，为后世妇产科之法则，对中国产科发展有一定贡献。
● 中国现存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
忽思慧编撰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
忽思慧，元朝蒙古族人，营养学家，是我国古代药膳学的奠基人。生平不详，仅知道他在元朝政府管理饮食机构中担任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里的饮食调配工作。我国从周代开始，宫廷内就设有“食医”(相当于现代的营养科医生)，以后历代相沿，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皇宫里专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他们具体的任务就是对食疗本草进行挑选、鉴别，然后将那些“无毒，无相反，可久食、补益”的食物和药品筛选出来，以供宫廷食用。皆因忽思慧对于食物营养甚有研究，他在元仁宗延祜年间(公元1302—1314年)，被选任为宫廷饮膳太医，专门从事研究供给皇帝可以长寿食用的补养药品，饮膳烹调等。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营养卫生，饮食保健及烹调技术多方面的知识，他又兼通蒙、汉医学。几年之后，即利用闲暇时间“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木，并日所必用果肉谷菜及其性味补益者。“结合自己监制饮食经验，编著了《饮膳正要》，于元历三年 (1330年)三月完成，即送朝廷审阅，很快被“刻梓而广传之”。在此书之前，有北魏崔浩的《食经》、南北朝梁代刘休之《食方》，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昝殷的《食医心镜》等，可惜这些原书都已亡佚。《饮膳正要》传至明代，得到了明代宗皇帝朱祁钰的肯定，并为之作序，所以该书至今完整无缺。
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首先总结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长寿经验：“昔日祖黄帝饮食必稽于本草，动静必准乎法度，是以身跻上寿。“他把饮食调养，作为养生首务，指出“古圣人治未病不冶己病，故重食轻货“。认为“使五味调五脏，五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自不能人，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所以他提倡平时用饮膳调养，而用的饮膳多为药物与食物配合，经加工烹调成菜肴，变苦口良药为美味膳食，既饱口福，又冶病强身，延年益寿，因此，为历代皇亲贵族所喜爱。
忽思慧非常重视《内经》与汉、唐、宋时代医家有关饮食营养与食疗方面的论述。《内经》指出“人以五谷为本”，人有了疾病，必须“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而膳食配制，亦须尊循“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样的原则。再如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云：“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原，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这些宝贵的论述和经验，对忽恩慧影响极大，他正是在这样的药膳配伍原理指导下，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医学传统，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滋补，治疗作用，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全书共三卷，第一卷介绍了养生避忌，妊娠食忌和母乳食忌，并列举了九十四种药膳的作用和烹调方法。第二卷主要简述了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等，大部分篇幅是说食补的，共叙述了五十六种诸般药煎，二十四条延年益寿的药膳，以及食疗六十一首。第三卷叙述了日常食物的性味功能，对于米谷、禽兽、蔬菜、水果等均有叙述，这些方面都为药膳学奠定了基础。
●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它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约15000余字，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又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棗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240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保存着远古时期传流下来的若干方药，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书中对一种疾病有不同的疗法，同一种药物有不同的名称，甚至一个字的写法前后不统一，又如不少的方后注明'尝试'，'已验'，'令'（即善）字样，充分证明是劳动人民群众经实践而积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 中国现存最早的制药学专书《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药物炮炙专书。三卷。南北朝时刘宋·雷斅撰，胡洽重订。约成书于5世纪。本书记述了制药学的基本知识，收载约300种药物的炮炙加工方法。原书早佚，其内容散见于《证类本草》、《雷公炮炙药性赋解》、《本草纲目》等书中。
1932年张骥根据上述各书重予补辑，得药180余种，分原叙及上、中、下三卷予以论述，并加入其他古本草书中有关炮炙经验，末有附卷，另记70余种药物的炮炙方法。现存1932年成都益生堂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书《脉经》
《脉经》为西晋(公元265年—316年)王叔和编撰。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中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八篇，将脉象归纳为浮、沉、迟、数等24种，根据形体辨别，阐明其所主病证，结合望、闻、问三诊加以研究。虽然《脉经》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作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也把它当作必修课。
王叔和，名熙，晋朝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人，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他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做了当时的太医令。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他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脉经》。
王叔和著《脉经》，这也是继《难经》之后的一部脉学专著。诊脉是中医学的独特诊断方法，脉象也在诊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此书中，王叔和对脉学的描述和阐释深刻而细致，可见他对于脉学的造诣之深。他将脉象分为24种，其中对于每种脉在医生指下的特点，代表病证等等，都描述得十分贴切，语言生动准确，非常实用。并与“平脉”（正常人的脉象）做了比较和区别。古时诊脉是诊三部九候的，就是人迎（气管双侧的颈动脉）、寸口（手臂外挠侧动脉）、趺阳（足背动脉）三部，每部三候脉共九候，诊疗时过程繁琐，患者还要解衣脱袜，不太方便。王叔和将诊脉法归纳整理，又大胆创新，将这种方法改作了“独取寸口”的寸口脉诊断法，只须察看双侧的寸口脉，便可以准确地知晓人身的整体状况。
这一重大的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将诊法简单化了，但实际上，这是在对于医理深刻地推衍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一种创新，丰厚的医学知识和大量的临证经验才是革新的根本，而且此法至今仍在沿用，几千年来屡试不爽，实实在在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重大成功是大胆识与大学问的结晶。
另外，他还强调诊脉时要注重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型、性格等不同因素，不可一成不变，不能脱离实际情况。他在《脉经》序言中提到，诊脉是很难掌握的，“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也就是将学会背会的脉学知识灵活准确地应用到实践中是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的。这句话也成了千百代医家教授和学习脉学时的“警世”之言，对于业医者来说，几乎不可不知。在脉诊的艰苦学习中，习医者也能充分体会重在临床实践，不可纸上谈兵的重要性。
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中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 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现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案学专书《诊籍》
“诊籍”是古人对病历的最早称呼。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中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病历的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淳于意。
淳于意 (约公元前205—?)临淄人，西汉初期著名医学家，因曾任齐太仓长，故人们尊称他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热爱医学，曾拜公孙光、公乘阳庆为师，学黄帝、扁鹊的脉书、药论等书，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
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到，宽免了淳于意，且废除了肉刑。
淳于意诊断疾病，注意详细记录病案。他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
针灸技术，在《诊籍》中已见有效地应用。
淳于意不但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传播医学的教育家。他广收弟子，精心传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就有宋邑(临淄人)、冯信(临淄人)、唐安(临淄人)、高期、王禹、杜信等6人。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说：“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 中国最早的病历 “病历”
病历是医疗部门记载病人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但你知道我们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吗？又是谁首创的呢？
汉文帝时期有个人名叫淳于意，因年轻时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官，人们便称他为“仓公”。小时候，他家里很穷，他的许多亲属都因有病而无钱医治，过早离开了人间。这悲惨的现实启发了淳于意，他决定自己学医，来挽救病人的生命。于是，他在管理粮仓之余便四处搜寻药方，拜求良医。不久他便成了一名学识渊博，能预知病人生死，拥有许多奇方、古方的医学家。中国医学上最早的“病历”就是淳于意首创的。
淳于意是个细心人，在他给人治病诊病时，总是把病人的病情和自己诊断处理的方法记下来。当时人们把这称为“诊籍”；现在我们称它为“病历”。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为淳于意作传时，曾摘要记录了他的25份病历，这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最早的“病历”。
● 中国现存最早全面注解《伤寒论》的著作
《伤寒论》是后汉.张机（仲景）所著，一向被学习中医者视作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的圭臬，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挥、创新，仅就历代注释此书的著作来说，现存的不下一、二百种。
然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首推宋代成无已所注的《注解伤寒论》。书成于公元1144年。成氏就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进行注释，他的注释以《素问》、《灵枢》、《难经》为依据，随文顺释，为求明了，其中并间有发挥。把病机与用药联系起来，使治疗方法有了依据，进一步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对辨证表里虚实有独到之处。通过成氏的阐述，大大提高了《伤寒论》的理论水平。对后世学习研究《伤寒论》颇有裨益。
● 中国现存最早的外感热病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伟大的医药家张仲景撰于3世纪初，是一部论述伤寒和杂病的专著。本书曾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后将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为二书。北宋时校正医书局曾分别校订，计有《伤寒论》10卷、《金匮要略方论》3卷及《金匮玉函经》8卷等三种传本。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病症为主的部分，现存最早的有明. 赵开美影宋刻本《伤寒论》（简称“宋本”）和金.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两种刊本。
张仲景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辨证为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原则和立法、用药规律，以条文的形式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总结了汉代以前有关急性热病与有关病证诊治的丰富经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现有多种刊本和注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性论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是约成书于战国以至秦汉间的医学理论性论著，它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１８卷，１６２篇，约１４万字。它托名于“黄帝”，实则是古代许多医学家的劳动成果，它是祖国医学中最宝贵、最光辉的遗产。
《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祖国医学对于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针灸、治疗等各方页的见解，对临床实践从理、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确立了祖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疗原则。同时，也涉及到当时天文、物候、历法、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十分丰富。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与情志存在着整体联系，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总结诊断治疗的一般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都是起源于内脏的功能，经络是人体内部运行气血的通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各部器官组织联成一个整体；提倡预防疾病，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主张，要求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两千多年来的医疗实践证明，《黄帝内经》一书的价值甚高，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医家所重视，而且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高度注意，一些国际针灸组织，还把它列为必读的参考书。现在，《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许多国家。
● 中国现存最早的明堂图《黄帝内经明堂类成》
针灸著作。简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是《黄帝明堂经》的一种注本。为7世纪初（唐初）由杨上善注释改编而成。前十二卷论十二经脉腧穴；末一卷论奇经八脉。本书曾经唐太医署规定为学习针灸的主要课本。唐以后失传，现只存一卷（卷一），是根据日本发现的残卷刊印的，有《丛书集成》本。
● 中国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注本
成书于我国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祖国医学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它备受历代医学家重视，历代注释者不乏其人。最早注释者首推南朝齐梁之间的全元起（《隋书.经籍志》作全元越，《南史》作全元起），注释八卷，名为《素部训解》，可惜原书已佚。
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当是隋唐著名医家杨上善（约七世纪）所著的《黄帝内经太素》（公元605-617年）。
杨上善最早将《内经》中《素问》与《灵枢》的两部分内容全部拆散，分类整理归纳为十九大类，即：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成30卷（现缺4卷）。
《黄帝内经太素》传至南宋时国内已佚，清光绪年间杨惺吾在日本相当我国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的卷子钞本影录传回，于1924年经萧延平校注后刊印问世。原书残存23卷。1979年王雪苔从日本带回盛文堂刊印的《缺卷复刻黄帝内经太素》3卷，补充了部分残缺。）使《内经》的理论观点更加系统化、条理化。本书不仅保存了《内经》中一些原文的较早形态，同时杨上善加了注文，全书在考校字义、诠释发挥和引录古医书佚文等方面，对研读《内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日本尚有较大影响，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杨上善的注释。
● 中国第一部研究杂病的医学专著《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是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临床专著。东汉张仲景撰于三世纪初。仲景原撰《伤寒杂病论》，经西晋王叔和编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北宋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根据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取其中杂病为主的内容，改名《金匮要略方论》。书中附有一些东汉以后医家的方论。
《金匮要略》3卷25篇，第2篇至22篇介绍以内科杂病为主的多科病证脉治，论述精要，为读者提供了辩证论治及方药配伍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我国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著作之一。书中重点论述了内科病证，诸如痉、湿、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血、下血、胸满、吐血、呕吐哕、下利等40多种。同时还论述外科、伤科如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病证。此外，设有女科病证的专篇论述。该书以疾病分篇，论述每种病证的不同症型和不同阶段的治疗，以及“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临床实践，便于后世业医者分析比较，学习掌握治疗中的圆机活法。此外，书中另有脏腑经络病脉，摄生养慎以及饮食卫生、饮食禁忌和食物中毒的防治等论述。《金匮要略》总结了东汉以前的丰富诊疗经验，当时对多种疾病的病因认识，已明确地归纳为三大类，并将体虚感受外邪、从经络传入脏腑(所谓'内所因')列于发病的首位。重视四诊合参，以脏腑经络为辨证重点，结合营卫气血、阳阴五行等理论。在论治方面，重视预防和早期治疗，所谓'上工治未病'。强调在治病时必须照顾整体，调整脏腑功能。
《金匮要略》共收集方剂262首，方剂的特点和《伤寒论》方一样，所收载的大部分方剂，确有较高的疗效，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鳖甲煎丸、当归生姜羊肉汤、半夏厚朴汤、厚朴七物汤、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甘麦大枣、酸枣仁汤、肾气丸、麦门冬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黄土汤、枳术汤、括萎薤白白酒汤、桂枝茯苓丸、温经汤、胶艾汤、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苓桂术甘汤、十枣汤等方，均广泛地应用于临床。由于所载方剂具有药味精炼、配伍严密、主治明确的特点，被后世誉为“众方之祖”，或称之为“经方”，后世方剂学发展的重要依据。
《金匮要略》除汤、丸、散剂内服和针灸治疗外，还载述了温熨、坐约、烙法、洗浴法、药摩、鼻内用药、吹耳、灌耳、浸足等外治法，为临床治疗学和保健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记载的若干急救卒死治法，特别是对自缢，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如何用人工呼吸配合药疗、食疗、按摩、吹耳外治等综合治疗措施进行抢救，操作规程符合科学性。
《金匮要略》自北宋刊行后，历代均有刻本传世。其中常见的有明代赵开美刻本。历代注释和研究《金匮要略》的著作亦颇多，但远远不如《伤寒论》。
● 中国最早不定期中医杂志《吴医汇讲》
杂志，这种形式对人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它的主要特点是每期版式基本相同，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主要分专业性与综合性两种，并有定期与不定期之分。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是不定期的，名叫《吴医汇讲》。
《吴医汇讲》是清末医家唐大烈主编的。唐大烈是江苏苏州人，字立三，曾担任过典狱官，并为狱中犯人看病。在他晚年仿照康熙年间有个叫过绎之所编的<吴中医案>一书，将江浙一带40余名医家的文章128篇，汇集起来，。陆续发行，成为一种具有杂志性质的医书。《吴医汇讲》，“吴医”就是指江浙一带的医家，“汇讲”就是指汇集个人单篇著作加以刻印的书籍。顾名思义，“吴医汇讲”就是汇集江浙一带医家单篇著作的一种出版物。
《吴医汇讲》发行于公元1792、1801年。其主要内容包括医学论述、专题评论、验方交流；考证、笔记、书评等。唐大烈在《吴医汇讲》序中说明：“这本《汇集》不限卷数，以便等侯陆续而来的稿件，可以随时增订。”他又在“凡例”中说：“凡有高明议论，则随到随登，不分门类，不限卷数，。不以年份先后来排，也不以排次的先后分好坏。只希望日积月累，汇集成册。如果你居处比较远，则不妨邮寄到苏州临领路我的住处，”一定优先给称刊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医汇讲》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不定期发行的杂志。
《吴医汇讲》的编缉过程，我们可以在最后一期的“附识”中看到。大意是说各种送来的稿件，先由主编详细审阅后，再与几位朋友商讨一下，最后几经审阅，方定稿送去印刷。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唐大烈是杂志的主编，而他与几个朋友组成了类似现在杂志编委会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保证刊物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办《吴医汇讲》的宗旨，唐大烈写道：主要列登有独特创见的文章，并要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又说；即使有不同的见解，只要有意义，《吴医汇讲就一齐刊登出来，以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吴医汇讲》的主要文章，有叶天士的《温症论治》，薛金白的《日讲杂志》，顾雨田的《书方宜人共识论等。《温症论治》是吁天士的著名论著之一，是专门讨论温病的，这是他最年发表的有关温病学说的论著。薛生白也是一位著名的温病学家，他写医学随笔《日讲杂记》用独特的笔调将自己的论点很自然地表达了出来。《书方宜人共识论》一文则是顾雨田写的有关医德的文章。他指出有的医生写的药方很潦草，药里的人很难识别。如果粗心的配药人员凭自己猜想随便配上几只药，那就要出问题‘他郑重地告诫每一个当医生的；都要首先把字写清楚，药方一定要写得大家都能看清才好。这些文章，包括唐大烈自已发表的15篇文章在内，迄今为止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吴医汇讲》不仅刊登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理论文章，而且也有一些短小精悍的小文，包括一些‘方便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拟张令韶伤寒直解辨症歌》、《周身经络总诀》等普及性小文章。这些文章与重要论文相辅相成，“红花绿叶相映红”，使《吴医汇讲》这本我国第一本不定期出版的中医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 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图《导引图》
相传上古尧舜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舞蹈运动治疗关节活动障碍的毛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通过实践、探索逐渐总结出'导引术'(即保健体操)和'吐纳术'(即呼吸体操)等医疗体育方法来防治疾病。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运动的工笔彩色画，这是公元前3世纪末的作品。图中彩色描绘了不同年岁的男女体操动作40多个，旁边还附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图上男女数量大致各半。《导引图》不仅年代早，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它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形资料，对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从中我们看到有关医疗体育的几个方面：
一、呼吸运动：马王堆《导引图》所描绘的呼吸运动与古代传统练功的'胎盘法'(丹田呼吸法)不完全一样。文字说明中有两处直接提到呼吸。如'印(仰)浑(呼)'与'笑(猿)狰'。古代'印浑'是仰身呜叫的意思，'笼浑'是猿猴啸叫的声音。图的形态是胸部扩张，双手向后举，其动作是加强对心肺功能的锻炼。
二、肢体运动：《导引图》中除极个别的蹲、跪(坐)式外其余全部为立式运动。现在我国第五套广播操中的八个动作基本概括了《导引图》的精华部分。如上肢运动有'龙登'冲拳运动有'蚂(占)'，扩胸运动有'印淬'，体侧运动有'螳螂'；腹背运动有'满政'，跳跃运动有'引颈''坐引八维'，以及有图缺文的踢腿运动和体转运动。
另外，象《五禽戏》中鸟、熊、猿也有相似图文，可知华佗的《五禽戏》与马王堆《导引图》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
三、器械运动：《导引图》除徒手操外，还发现使用棍仗式运动，作屈身转体运动状，双手持杖。文字说明是'以文(杖)通阴阳'。还有折腰式转体运动，脚下有一球状物，也是器械运动的形态。
四、导引与治病关系：《导引图》文字说明中直接提到治病的项目共有：'烦'、'痛明'、'引聋'、'引温病'等12处，说明导引不仅对四肢部位的膝痛、消化系统的腹中，五官的耳目，甚至某些传染病的治疗有着密切关系。
马王堆《导引图》所反映在医疗体育上的四个方面内容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应用医疗体育的国家。欧洲学者马亭伦承认，西方通过艾氏的介绍，从远东抄袭了中国的医疗体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认为，西方现代的医疗体操实际上是从中国早期的体操传入欧洲演变而成的。所以，西方学者称呼中国是'医疗体操的祖国'。
● 世界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
看过《三国演义》小说的人也许还记得，蜀国大将关羽和魏国曹仁军队战斗的时候，右臂中了有毒的流箭，满臂红肿非常危险。蜀军请当代名医华佗去襄阳为关羽治疗，华佗看了伤口后，决定施以手术，并建议服“麻沸散”麻醉。关羽不肯用，华佗便把他的病臂缚在木架上的铁环中，在局部涂抹了强烈的麻醉药。拿出尖刀刮尽了腐肉和受损的骨膜，搽上了药，又用丝线把伤口缝好，使关羽保存了性命和手臂。
小说中讲的“麻沸散”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的麻醉剂，由东汉末年和三国年间杰出的医学家华佗所创造，公元2世纪我国已用'麻沸散'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到19世纪中期欧美医生才开始施用麻醉药，比我国整整晚了1600多年。这无法比拟的创举，使祖国医学一直遥居世界前茅。
据传华佗还想用“麻沸散”为曹操治头风病，当时建议曹操服“麻沸散”后剖开头皮切除病根，可惜曹操不相信华佗的本领，反而把华佗杀害了。
关于'麻沸散'的配方遗本传说众多。有的说被华佗用火烧掉了；有的说华佗在监狱中送给看守人，而被看守人的妻子烧掉，看守人放下一部分；还有的说华佗烧的是副本，正本留在家中。
1979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华佗神方》，由唐代孙思邈编集，里面就有人们所渴望而急欲一观为快的“麻沸散”配方。它的组成是：羊踯躅9克、荣莉花根3克、当归30克、菖蒲O．9克，水煎服一碗。
书中还记载着此方专治腹中病结或患圆形或长形肿块，各药不效，必须割破小腹取出，或脑内有病，必须劈开头脑，取出病邪之物则头风自去。服此能令人麻醉，不知人事，任人劈破不知痛痒，说明麻醉作用还很强。由此可知华佗当时对于脑外科和普外科及麻醉学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平。如果再向前推算，曾有一个故事记载了战国时期神医扁鹊使用'毒酒'麻醉，给两个心脏病患者做了心脏对换手术。只可惜“毒酒”由什么成分组成没有文字记载，否则我国麻醉剂的发现还要早得多哩！
● 中国现存最早医疗体育专书《五禽戏》
五禽戏是一种中国传统健身方法，由五种模仿动物的动作组成。五禽戏又称“五禽操”、“五禽气功”、“百步汗戏”等。
五禽戏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也是流传时间最长的健身方法之一。1982年6月28日，中国卫生部、教育部和当时的国家体委发出通知，把五禽戏等中国传统健身法作为在医学类大学中推广的“保健体育课”的内容之一。2003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把重新编排后的五禽戏等健身法作为“健身气功”的内容向全国推广。
历史。据说五禽戏是汉代名医华佗发明的，但也有人认为华佗是五禽戏的整理改编者，在汉代以前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健身法。最早记载了“五禽戏”名目的是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
但也有人认为相传是由东汉名医华佗模仿熊、虎、猿、鹿、鸟5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医疗气功。它是一种'外动内静'、'动中求静'、'动静兼备'、有刚有柔、刚柔并济、练内练外、内外兼练的仿生功法。
内容。五禽戏由5种动作组成，分别是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每种动作都是模仿了相应的动物动作。每种动作都是左右对称地各做一次，并配合气息调理。常练五禽之戏，可活动腰肢关节，壮腰健肾，疏肝健脾，补益心肺，从而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 中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分科专著和医学类书《千金要方》
孙思邈在医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大都体现于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里。他在70岁高龄时，完成了《备急千金要方》；而在撰写《千金翼方》时，他已然百岁高龄了，完成该书的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了。可以说，这两部书就是他毕生心血的印证！
孙思邈从小体弱多病，到处求医问药，几乎耗尽了家资，他自小也就有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深切感触。他十分不满意于当时社会上对医生并不十分尊重的社会风气，并认为医生是救助他人免除病痛的人。不论什么人，生病时都在被病痛煎熬着，医生“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一职业十分高尚。也正是为此，他将“千金”二字冠在书名上，既是感悟生命的珍贵，又是对当时歧视医生的社会风气的讥讽。
《千金要方》共30卷，其中主要对于临床各科的诊治方法、食物疗法及预防、卫生等方面的内容都详加论述。而30年以后成书的《千金翼方》，取义为与前面的著作《备急千金药方》相互补充，如羽如翼。该书仍是30卷，论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尽。
孙思邈十分重视妇女和儿童的疾病，认为妇女有经、带、胎、产等方面的特殊生理条件和疾病范围；儿童的身体结构与成人大不相同，皆应单分出科，独立讨论。他也是最早提出将妇科单列一科的医家。在书中，还把“妇人方”一卷置于篇首，足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对于小儿，他主张衣着要软、不宜过暖、常晒太阳等养育方法，并对于哺乳的时间、次数、乳量等方面的知识详尽地进行了阐述。书中载小儿方30多首，也是唐代对儿科贡献最大的医家。
方剂学方面，他首创了“复方”，就是将2张“经方”（《伤寒论》中所载的方子称为经方）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使用。而这种方法十分严格，在方解方论、操作办法和药物配伍等方面，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度，极难掌握。但他经过不断的努力，凭借其深厚的医学功力，开创了这种制方的方法，并运用得非常精彩，十分了不起。
在内科病的治疗方面，他也有很多创新。孙思邈曾治疗过数以百计的麻风病人，他一心救治，不惧怕被传染，甚至与他们一起生活，细心观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还采用内服药物的方法治疗脚气病，其记载之早和效果之高都是世界之最。外科方面，他首创的葱管导尿术和灸法治痈疽等多种效验颇佳的方法被后人大量地采用。针刺治疗方面，他独创了“阿是穴”疗法，就是找到病人感觉最痛苦的部位施针的方法。往往，找到了这个感觉最为强烈的部位之后，稍一碰触，病人就会马上说：“啊，是。”“阿是穴”之名由此而来，这种治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很有疗效。
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他不辞辛苦，踏遍了太白山、峨嵋山亲自采药，收集民间验方，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他十分注重采药的时间和制作方法以及药品的产地，在药材学方面亲自做了大量的实践和调查工作，对于不同时间采摘、不同方法炮制、不同产地药物的各种细微差别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在组方配药时，就对此有了严格的区分和不同的要求。到今天，这种对药材间细微差异的掌握和精准的选择运用，已经成为高明医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孙思邈还创立了根据药物的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的分类方法，至今仍是最常用，也是对临床医生来说，最方便的一种分类法。由于对药物学的突出贡献，他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的“药王”，并且在医学界的这一称谓已广泛流传到民间，甚至庙宇和道观中供奉的药王也多是孙思邈其人。
孙思邈活了100多岁，对于养生，他尤其重视。在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多，像不能随处吐痰，不能吃生肉，饭后漱口等卫生习惯都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可以说都是很先进的养生保健观。
今天，我们在各地都可以见到很多不同规模的药王庙，可见人们对这位药王爷的感激和怀念一日也未曾减少过。
● 中国现存最早的病源学专书《诸病源候论》
到了隋朝，中医学已经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每一门学说也各自有了专门的杰出著作。例如：医理与治法方面的巨著《黄帝内经》、方书之祖《伤寒论》、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等。至此，中医学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其学术体系也基本达到了全面和详尽的程度。中医理论方面的著作，大多是在汉代以前完成的，唯有病源学和证候学说方面的专著出现得较晚。直到隋代，朝中的太医博士巢元方率众编著了《诸病源候论》一书。至此，才完成了对这一重要学科的确立，并且对于中医极具特色的“病源学”和“证候学”进行了精细、准确的分类与描述，其内容十分周到、全面，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千年中，该书仍是最完备、最详细的病因学和证候学专著。
巢元方是隋大业年间的太医博士，他知识渊博，医术高超。据《炀帝开河记》记载：隋朝大总管麻叔谋，患了“风逆”证，不能行动，头晕恶心，每天只好卧床。巢元方为他诊病后，认为是风邪侵入腠理造成的，病的部位在胸臆之中。便叫他用嫩肥羊蒸熟，掺上药粉同食，麻依法服后，很快就好了。从此便常服此方以自养。巢元方在治疗过程中，灵活掌握，可以做到药食同疗的地步，可见医术很高。而这种小方治大病、食药相合的治疗方法，足以见得医者的强闻博识，聪颖敏锐。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述病源和证候的书，书中虽没有记载治法和方药，却有很强的资料价值，为医者的案头常备用书。书中记载了“疥虫”是疥疤的病源，它藏在湿疥的脓疤中，可用针头挑得，形似水中的蜗牛，其观察十分细腻，也是病因学说在形态学上的一大进步。书中对“绦虫”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说。其中讲道：寸白虫会一段段的增生，逐渐长大达四、五尺长，这与现代医学对绦虫的描述十分接近，并且指出了这种病的发生与食用未熟的鱼和牛肉有关。书中描写了“漆疮”，这是一种发生在对漆敏感的体质的人身上的米粒样的丘疹。当接触到漆以后，只有这类人身上会出现，而其他人没有，这也是最早的免疫学研究，可以说这时的病因学说，对于过敏的认识已经十分全面了。书中还对传染病，如肺结核、天花、脚气病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甚至提到了妇女人工流产。在养生方面，也很有真知灼见：文中提出刷牙是保证牙齿健康的关键。甚至还描写了肠吻合手术的步骤、方法、缝合以及护理等。可见当时的外科手术也是比较发达的。
病源与证候是中医辨证处方的重要依据之一，该书内容丰富，描述详尽，分析准确，明确易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除此之外，《诸病源候论》还是一部记载了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著作，从该书所载的对于病因的认识方面的内容看，当时的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全面周到、分析透彻的程度。也许是受到了文化导向的影响，医学史上，多数医家更加重视对于理、法、方、药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方面的专著非常少。而《诸病源候论》内容的全面和周到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缺，直到今天的医学发展水平，它仍称得上是一部完备的好书。
● 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书《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字士安，小时名静，晚年自称玄晏先生。西晋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县朝那镇）人。著名医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皇甫谧幼年时父母双亡，便过继给了叔父，由叔父叔母抚养成人。皇甫谧立志努力学习，不敢再有丝毫懈怠。他虽然家境贫寒，但即使是在家中种地时，他也不忘背着书，抽空阅读。自此之后，他对百家之说尽数阅览，学识渊博而沉静少欲，并著有《孔乐》、《圣真》等书，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40岁时，他患了风痹病，十分痛苦，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有人不解他为何对学习如此沉迷，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说如果早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晚上便死去，也是值得的。皇帝敬他品格高尚、学识丰富，便请他做官，他不但回绝了，竟然还向皇上借了一车的书来读，也算得上是一桩奇事了！
他抱病期间，自读了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了人身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悉心钻研，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
该书除了论述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还记载了全身穴位649个，穴名349个，并对各穴位明确定位，对各穴的主治证、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并一一纠正了以前的谬误。
可以说，《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唐朝太医署在学习针灸学时就是以该书为教材的。后来，此书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国际上声望也很高。
● 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针灸著作。又名《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经》或《铜人》。三卷。宋·王惟一撰。原书在1027年由宋医官院木板刊行，并刻于四壁石碑上，同时补入《穴腧都数》一卷。书名“铜人”，系在编此书的同时，由王惟一等铸制了我国最早的一具针灸铜人型而得名。书中详述手足三阴三阳经脉和督、任二脉的循行路线和腧穴，参考名家学说予以订正，并绘制经脉腧穴图。此书还对《灵枢·经脉》的原文作了注释。由于内容简明扼要，颇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原刊本及石刻碑早佚，现存系经明人重刊的三卷本和经金人闭邪瞆叟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改编的五卷本。后者曾补入了一篇“针灸避忌太一之图”，并改名《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现存明刻本、清刻本。1949年后有影印本。
● 针灸发源于中国，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针灸源于中国，在南北朝之后传到了日韩，特别是传到朝鲜，然后在周边国家应用，这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史料都是有根据的。
针灸发源于中国，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理论认为，刺激经络可以促进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以恢复健康。针刺是根据人体的不同状态选择适宜的针具刺激特定的穴位；灸法通常分为直接灸与间接灸两种，用艾炷接触穴位灸灼，或用艾条并与体表保持一定距离热薰穴位。
中医针灸有4大基本要素：一是针和艾，艾就是灸的原料，针灸不只是针刺，针刺和灸是结合的，这是两个基本的工具和特定的工具。二是针灸有特定的穴位。三是针灸各有方法，灸有灸法，针刺有针刺法，如何补泻，灸和针刺怎么结合，都是有理论和技能的要求。四是中医针灸是遵循了中医的理论，中医的什么理论呢？就是整体观念，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现在人身上，那就是经络，是经络把脏腑之间相互联系起来，也使得中医整体观通过经络体现出来，而针灸就是刺激经络上的穴位，所以针刺的经络和穴位使它影响到脏腑，如果从保健的角度来说，使它消除亚健康的状态，局部有病变的通过针刺，疏通经络可以治疗疾病。
针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此外，针灸还是中医中体现技艺和工艺最突出的部分，而且这种经千百年积累、总结出的传统技艺，至今还难以用现代科技所替代。
中医针灸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基础，以经络腧穴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具与艾叶等主要工具和材料，通过刺入或薰灼身体特定部位，以调节人体平衡状态而达到保健和治疗的目的。延绵数千年传承至今，不仅是一种保健和治病救人医疗技术，是人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已成为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标志之一。不仅在中国广泛采用，并流传于世界许多国家。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国际针灸合作委员会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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